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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這幅愉快和繁榮的圖景中，殺風景的是，籠罩著一個“王位問題”的陰影。富足依舊，但人們的胃口卻消失了。國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圖。社會黨早就下定決心反對任何這樣的行動，而自由黨則還保持著不太抱成見的態度。國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攝政辭職(1945年6月16日)，兩天之後，社會黨和自由黨正式要求國王退位。天主教黨領導人隨即同意組織政府。但與此同時，參議院和眾議院兩位議長已去薩爾茨堡附近的聖沃爾夫岡同國王進行會談，並從他那裏帶回一個訊息，說目前他既不準備復位，也不準備退位。範阿克爾政府於是恢復執政，但六名天主教黨大臣沒有在內，他們都辭職了。繼天主教黨的這個行動之後，政府方麵又迅速採取行動，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能復位，這樣一來，這幾個黨派在剛出現緊張和激情的時刻各自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立場，就不可改變地固定了下來，從而導致了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麵的持久化。
此後不久(1945年9月30日)，國王宣布他願意服從人民的裁決，不論它是怎樣的裁決，也不論它是通過什麽合法方式表達的。”但這也無助於局勢的緩和，因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過公民投票來表達這一裁決，而政府則同樣堅決地認為隻有議會有權作此決定。而且，因為戰後第一次選舉已定於1946年初舉行，這整個問題不可能不成為競選的爭端。
(三)1946年2月大選及此後的事態發展
1946年1月，國王重提舊議，要求在大選後進行公民投票，來決定他的重返王位問題，對此，範阿克爾提醒他說，議會已經作出決定，就這個問題進行公民投票是同憲法牴觸的。但是，事實上，大選成了一次關於王位問題的公民投票，因為沒有其他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與相比，而且還因為各黨派早已根據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站好了隊。
上麵已經提到過，天主教黨和社會黨這兩個主要政黨在王位問題上具有明確而相反的觀點，社會黨想要製服強大的天主教黨，就非得爭取到自由黨和共產黨的(往往使它感到尷尬的)支持不可。範阿克爾顯然出於政治策略上的考慮，拒不同意在大選以前就把選舉權給予婦女(婦女過去從來沒有得到過選舉權)，或給予三十萬判有“不愛國罪”或有這方麵嫌疑的人。範阿克爾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黨的擔心。大選於1946年2月17日舉行；大選的結果似乎證實了範阿克爾對形勢的估計。約有一百四十萬張選票支持反國王的各政黨，一百一十萬張選票支持親國王的各政黨，而被褫奪公權的“不愛國分子”約有三十萬人，婦女如有選舉權，無疑也會使支持國王的票數略有增加。這樣就證明全國兩派意見的劃分是勢均力敵的。
天主教黨(現自稱天主教社會黨)成了議會中最強的一個黨，在參眾兩院中幾乎都有議席的半數。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議會中還不能指望獲得足夠的支持，來組織一個保證能推行它現在所標榜的政策的政府。當該黨領袖德施裏日韋受命組閣時，由於他堅持要就王位問題舉行公民投票，沒有能贏得其他黨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組織政府也告失敗之後，範阿克爾再次受命並終於組成了一個內閣(1946年3月31日)，閣員中包括六名社會黨人，六名自由黨人和四名共產黨人，天主教黨根本沒有代表參加。
當然，這個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國內各政黨真正的力量對比。同時，它實際上也無力推行這樣一個由左翼占主導地位的聯合政府在正常情況下可望採取的前後一貫的政策。自由黨同社會黨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數目的職位，但它享有這一特權地位的資格卻遠不如占有最少職位的共產黨。在大選中真正受損失的是自由黨。它和其他政黨不同，在王位問題上黨內意見是分裂的，結果，有許多右翼黨員投了天主教黨的票，有許多左翼黨員投了社會黨的票。可是，在參眾兩院中自由黨人的票，對於維持一個足以壓倒在野的天主教黨的勉強多數來說是重要的，又考慮到自由黨在王位問題上態度沒有確定，而它對公眾輿論的某些方麵又有著持久而有力的影響，因此，用一些官職把它收買過來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來是得計的。大選前，共產黨也許對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預感，因而曾約請社會黨、自由黨和比利時民主聯盟同它一起組成一個聯合競選的民主陣線，但這一倡議沒有得到響應，各黨都寧願在自己的旗幟下用自己的綱領進行戰鬥。然而，共產黨在眾議院增加了十四席的事實(同天主教黨的增加十九席對照起來看，雖然共產黨總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時政界左右兩極的力量在加強，類似於法國當時的事態發展趨勢。可是，實際上共產黨的前途並沒有改善，因為它從進入聯合政府的時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損傷。它的支持者們顯然是抱著實行重大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為一個由自由黨實業家們占據著要位的政府中的小夥伴，無力實現選民對它的委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威信。
是什麽原因，使右翼方麵的那個大黨能夠取得無可否認的成功，而左翼方麵卻相對地說來遭到失敗，而且更糟的是，失敗後又顯得消極被動呢？第一，右翼試圖搶左翼旗幟的那種做法(這在戰後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比利時比在別國更為得手。國有化是天主教黨人和自由黨人深惡痛絕的東西，在社會黨人中間也隻是受到極不熱烈的支持；但除了這一點之外，改革後的天主教黨(天主教社會黨)的綱領是相當進步的。綱領中包括有如下建議：在經濟的各個方麵，從政府一級起一直到各個工廠，都要有勞工代表參加。隻要天主教社會黨由於王位問題而自願保持不參與執政的在野地位，就不會有要它履行其諾言的多大危險，同時使它多了個勝過對手的有利條件，因為它還能以一個未經考驗的進步政黨和改革派政黨的姿態出現，而它的對手們卻已有許多政黨被迫背棄了它們的諾言。然而，甚至更為重要、更有深遠意義的是，它與教派仍然牢固的聯繫，不僅絲毫沒有減弱，反而增進了它通過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來的新的威望和影響。換句話說，在比利時，對該黨的一些老的特徵仍懷有好感的人，並不少於贊成它新的特徵的人。這種對傳統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時民主聯盟這一天主教異端組織的幾乎是轟動一時的失敗中找到證明。上麵提到過，該聯盟強調它同抵抗運動的關係，是犯了一個判斷上的和時機掌握上的錯誤；但它在過分強調它的反教派態度方麵，肯定也犯了一個類似的錯誤。對於試圖使人們在共同接受基督教倫理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做法來說，法國和某些其他的國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時總的說來卻不是這樣。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時詳細討論基督敦的基本教義，這幾乎是一種違反禮儀的行動。然而，比利時民主聯盟還是贏得了象其他少數黨那樣參加政府的權利(這種權利未必是它所應得的，是很少有什麽憲法根據的)；因為範阿克爾選中了該聯盟的兩名代表來填補1945年夏天六個天主教黨大臣辭職後空出來的職位中的兩個位子。
此後不久(1945年9月30日)，國王宣布他願意服從人民的裁決，不論它是怎樣的裁決，也不論它是通過什麽合法方式表達的。”但這也無助於局勢的緩和，因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過公民投票來表達這一裁決，而政府則同樣堅決地認為隻有議會有權作此決定。而且，因為戰後第一次選舉已定於1946年初舉行，這整個問題不可能不成為競選的爭端。
(三)1946年2月大選及此後的事態發展
1946年1月，國王重提舊議，要求在大選後進行公民投票，來決定他的重返王位問題，對此，範阿克爾提醒他說，議會已經作出決定，就這個問題進行公民投票是同憲法牴觸的。但是，事實上，大選成了一次關於王位問題的公民投票，因為沒有其他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與相比，而且還因為各黨派早已根據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站好了隊。
上麵已經提到過，天主教黨和社會黨這兩個主要政黨在王位問題上具有明確而相反的觀點，社會黨想要製服強大的天主教黨，就非得爭取到自由黨和共產黨的(往往使它感到尷尬的)支持不可。範阿克爾顯然出於政治策略上的考慮，拒不同意在大選以前就把選舉權給予婦女(婦女過去從來沒有得到過選舉權)，或給予三十萬判有“不愛國罪”或有這方麵嫌疑的人。範阿克爾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黨的擔心。大選於1946年2月17日舉行；大選的結果似乎證實了範阿克爾對形勢的估計。約有一百四十萬張選票支持反國王的各政黨，一百一十萬張選票支持親國王的各政黨，而被褫奪公權的“不愛國分子”約有三十萬人，婦女如有選舉權，無疑也會使支持國王的票數略有增加。這樣就證明全國兩派意見的劃分是勢均力敵的。
天主教黨(現自稱天主教社會黨)成了議會中最強的一個黨，在參眾兩院中幾乎都有議席的半數。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議會中還不能指望獲得足夠的支持，來組織一個保證能推行它現在所標榜的政策的政府。當該黨領袖德施裏日韋受命組閣時，由於他堅持要就王位問題舉行公民投票，沒有能贏得其他黨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組織政府也告失敗之後，範阿克爾再次受命並終於組成了一個內閣(1946年3月31日)，閣員中包括六名社會黨人，六名自由黨人和四名共產黨人，天主教黨根本沒有代表參加。
當然，這個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國內各政黨真正的力量對比。同時，它實際上也無力推行這樣一個由左翼占主導地位的聯合政府在正常情況下可望採取的前後一貫的政策。自由黨同社會黨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數目的職位，但它享有這一特權地位的資格卻遠不如占有最少職位的共產黨。在大選中真正受損失的是自由黨。它和其他政黨不同，在王位問題上黨內意見是分裂的，結果，有許多右翼黨員投了天主教黨的票，有許多左翼黨員投了社會黨的票。可是，在參眾兩院中自由黨人的票，對於維持一個足以壓倒在野的天主教黨的勉強多數來說是重要的，又考慮到自由黨在王位問題上態度沒有確定，而它對公眾輿論的某些方麵又有著持久而有力的影響，因此，用一些官職把它收買過來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來是得計的。大選前，共產黨也許對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預感，因而曾約請社會黨、自由黨和比利時民主聯盟同它一起組成一個聯合競選的民主陣線，但這一倡議沒有得到響應，各黨都寧願在自己的旗幟下用自己的綱領進行戰鬥。然而，共產黨在眾議院增加了十四席的事實(同天主教黨的增加十九席對照起來看，雖然共產黨總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時政界左右兩極的力量在加強，類似於法國當時的事態發展趨勢。可是，實際上共產黨的前途並沒有改善，因為它從進入聯合政府的時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損傷。它的支持者們顯然是抱著實行重大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為一個由自由黨實業家們占據著要位的政府中的小夥伴，無力實現選民對它的委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威信。
是什麽原因，使右翼方麵的那個大黨能夠取得無可否認的成功，而左翼方麵卻相對地說來遭到失敗，而且更糟的是，失敗後又顯得消極被動呢？第一，右翼試圖搶左翼旗幟的那種做法(這在戰後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比利時比在別國更為得手。國有化是天主教黨人和自由黨人深惡痛絕的東西，在社會黨人中間也隻是受到極不熱烈的支持；但除了這一點之外，改革後的天主教黨(天主教社會黨)的綱領是相當進步的。綱領中包括有如下建議：在經濟的各個方麵，從政府一級起一直到各個工廠，都要有勞工代表參加。隻要天主教社會黨由於王位問題而自願保持不參與執政的在野地位，就不會有要它履行其諾言的多大危險，同時使它多了個勝過對手的有利條件，因為它還能以一個未經考驗的進步政黨和改革派政黨的姿態出現，而它的對手們卻已有許多政黨被迫背棄了它們的諾言。然而，甚至更為重要、更有深遠意義的是，它與教派仍然牢固的聯繫，不僅絲毫沒有減弱，反而增進了它通過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來的新的威望和影響。換句話說，在比利時，對該黨的一些老的特徵仍懷有好感的人，並不少於贊成它新的特徵的人。這種對傳統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時民主聯盟這一天主教異端組織的幾乎是轟動一時的失敗中找到證明。上麵提到過，該聯盟強調它同抵抗運動的關係，是犯了一個判斷上的和時機掌握上的錯誤；但它在過分強調它的反教派態度方麵，肯定也犯了一個類似的錯誤。對於試圖使人們在共同接受基督教倫理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做法來說，法國和某些其他的國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時總的說來卻不是這樣。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時詳細討論基督敦的基本教義，這幾乎是一種違反禮儀的行動。然而，比利時民主聯盟還是贏得了象其他少數黨那樣參加政府的權利(這種權利未必是它所應得的，是很少有什麽憲法根據的)；因為範阿克爾選中了該聯盟的兩名代表來填補1945年夏天六個天主教黨大臣辭職後空出來的職位中的兩個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