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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處理抵抗運動和清洗等問題上的總的做法，無疑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時，也有不少人對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時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抵抗運動已不再象以前那樣受人歡迎了，它的過火行徑使它失去了許多原先所獲得的同情。大多數守法公民都看出了這些表現的背後有共產黨在鼓動，也識破了共產黨的粗暴的企圖，即在其最得勢的時候，通過把所有僱主統統都當作通敵分子來對待，來摧毀整個資本主義製度。事實上，清洗工作進度所以發生頗受責難的拖延，主要是由於法庭不得不作出極艱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敵分子區別開來。


    皮埃洛政府所實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無黨派財政大臣卡米爾·古特對混亂的通貨進行的大膽整頓。到解放時，德國人從比利時勒索去的占領費總計達六百七十億法郎。解放前比利時人就已認識到，有必要採取劇烈的步驟來控製占領費用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當政府尚在流亡時，倫敦與布魯塞爾間就進行了秘密磋商來為貨幣改革作準備(準備發行的新鈔實際上是在英國印刷的)。由於有了這些準備，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後還不到一個月)發布一係列旨在限製通貨膨脹影響的法令。採取的辦法是將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鈔票發行額和銀行存款額凍結，並將這筆凍結的資金轉為年息三厘半的公債。這些凍結的資金雖然不能在市場上買賣，但可用來抵付稅款，包括不久後開徵的資本稅。


    古特的行動尤其顯得勇敢，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行動招致了批評，而且招來了共產黨人的正當批評，說它使那些靠少量儲蓄過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犧牲窮人而有利於富人的。但是，總的說來，他的動機象他的勇氣一樣受到人們的讚賞，而且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確實而有益的結果，證明它們所獲得的廣泛支持是受之無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麵——糧食、燃料和運輸手段的短缺等——雖然大部分是它無能為力的，卻很快就超過了它的財政措施給它帶來的好處。對政府的不滿在1945年1月間達到了高潮。危機是社會黨人促成的，雖然甚至在自由黨人和天主教黨人中間也有抱不滿情緒的。共產黨人即使在該黨參與執政時，也沒有明顯克製其對政府的指摘，在脫離政府(1944年11月)之後就更毫無顧忌了。皮埃洛在最後一次為他的政府辯護的演說(1945年2月6日)中對他們進行反擊。他宣稱，他曾嚐試過同共產黨同僚共事，現在無意重複這一實驗——意思是說，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認他已不再獲得議會的信任，因此不等議會投票反對，就向攝政提出辭職。


    (二)第一屆範阿克爾政府和王位問題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攝政提請社會黨人範阿克爾(上屆政府的勞工大臣)組織新政府，這是對仍然強烈左傾的公眾輿情的讓步。不出皮埃洛所料，範阿克爾和社會黨，甚至還有某些自由黨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產黨人入閣，雖然大家一致認為共產黨參加政府必須以他們表示效忠擁護為前提。除共產黨人自己外，幾乎沒有人為該黨在兩名黨員供職政府期間就力圖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種行徑辯護。可是，最後甚至連天主教黨人也克製了不願同共產黨人共事的心情，參加了範阿克爾於1945年2月11日組成的“全國團結”政府，該政府成員中有六名天主教黨人，五名社會黨人，四名自由黨人，兩名共產黨人和一名無黨派人士。


    範阿克爾麵臨著立即需要解決的兩大重要問題——食品供應問題和煤炭生產問題。他著手採取有力措施來對付這兩個問題，並取得了成功。他親自抓煤炭問題，而食品供應的改善則無疑主要應歸功於糧食大臣共產黨人拉爾芒的組織能力，後麵這一點很自然地被共產黨宣傳所充分利用，對抬高該黨正在下降的聲望不無作用。這兩個迫切的問題一經解決，比利時就開始從它戰爭損失較輕的這一事實中得到好處(它的戰爭經歷不同於它的那些不這麽幸運的鄰國，受到的損害是比較輕的)。首先，德國人在這裏並沒有象在其他地方那樣，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本地工業拆遷走或改變為軍工生產。他們讓比利時工廠就地生產以供應德國國內市場。因此，戰爭結束後，比利時沒有重新把軍用工業轉變為民用工業的問題。而且，比利時不需要在國內經濟重建上耗用很多鋼鐵——它的主要產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輸出以賺取外匯，同時它還有獲得大量外幣的其他途徑。在整個戰爭期間，比屬剛果為盟國提供作戰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國還以高價購買了大量的鈾。解放後，比利時又成了盟軍的主要基地，安特衛普成了運進盟軍供應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夠積累起一大筆英鎊和美元的餘額。最後，雖然飛彈和後來倫斯德的阿登攻勢給局部地區造成許多損失，但由於比利時的解放一開始就進展神速，這個國家整個說來沒有遭受多少破壞。所有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的結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種戰時管製措施就已經能夠予以撤銷，進口稅已可降低，比利時經濟的寬裕成為歐洲的羨慕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