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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三)在王位問題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國王利奧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後，社會黨和多數自由黨人試圖勸他退位，而天主教黨則站出來贊成他無條件復位。因此，當國王決定暫時既不復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屆範阿克爾政府提出一個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復位的法案時，不僅內閣中六個天主教黨大臣辭職，而且近乎有兩年之久天主教黨拒不參加執政。此後不久(1945年9月30日)，國王發表了一項聲明，為他過去的行動作辯解，但宣稱他將接受人民通過公民投票所表達的裁決。然而，政府堅決反對這個解決辦法，堅持議會是全國意誌的最後公斷者和解釋者。他們擔心公民投票可能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弊病和混亂，到頭來也許還會造成內戰，這種擔心可能是真實的。他們不希望君主製問題成為競選和政治鬥爭的一個爭端，可是他們的對方卻(極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圖迫使這一問題成為這樣的一個爭端，同時又力圖把這歸咎於政府。
然而，除了共產黨人可能是例外(共產黨人反正還不準備表明他們的真實意圖)，範阿克爾第一屆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論是自由黨人或社會黨人，沒有一個是反對君主政體的。1945年12月間，範阿克爾曾對他的社會黨戰友們說過“他是君主政體派；在比利時，君主政體滿足著一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使國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樣地，自由黨領袖羅歇·莫茨也曾於1945年7月間寫過如下的話：雖然自由黨以極遺憾的心情看待國王退位這一主張，但為了國家更高的利益，他們認為在當前情況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處少些。莫茨還公正地指出，利奧波德分子看來在試圖造成的那種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陰謀反對君主製本身——是沒有絲毫根據的。他說，如果隻是這樣一個問題的話，倒是容易解決得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反對利奧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體的堅定的支持者。
那場支持國王、矛頭指向反對他的人的運動來勢十分兇猛，不久就迫使政府為自衛起見不得不去尋究這個運動背後的邪惡動機。在1945年10月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範阿克爾宣稱：“利奧波德派的所有宣傳都是在教會學校[私立學校]和修道院裏提煉炮製的”，“真誠的利奧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顯，新雷克斯主義分子在王位問題的幌子下重新糾合起來，在陰謀搞一次政變。”他接著斷言，利奧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有勢力的財政後台，這些後台能夠用比付給內閣大臣還要高的薪金來酬謝他們的吹鼓手。這樣，利奧波德分子由於一口咬定說反對國王利奧波德個人就是陰謀反對君主製，結果卻落得個自己沾上了陰謀反對憲法的嫌疑。他們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對方對國王的懷疑——懷疑國王一心偏愛反動勢力，偏愛教會主義的、賣國事敵的勢力，是得到這些勢力的支持並同這些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如果讓他復位，這些勢力將大為得勢，而受其害的將是抵抗運動中湧現出來並以抵抗運動為象徵的各種力量。
不幸的事實是，不管國王自己怎樣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運動的對立麵或甚至更壞。1940年投降這件事本身並不是國王在國內喪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國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蘭德是這樣。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結婚(同一個平民結婚)引起的，來得很突然。這婚事打破了人們心目中他是個永懷悼亡之思的鰥夫的那種理想形象，而且，在國家處於德國人占領下的國難期間，他的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有失體統的，幾乎是輕浮的。這樣看來，反對國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簡單的，是感情方麵的；但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而不是在投降問題上——後來的、本質上更為嚴重的指責發展起來。因此，範阿克爾在1946年1月19日答覆國王關於舉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時可以直截了當地說：
當然，投降那件事在這裏並不相幹。但是，國王在1940年5月間不顧他大臣們的一致意見，違反他們的勸告，使自己被俘，並拒絕在盟國的領土上或在本國的殖民地上繼續進行反對入侵者的鬥爭，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視憲法和嚴重分裂國家的罪責。
但是，正如國王所清楚知道的，在這一點上，政府自己也並不處於可以指責別人的地位。的確，有些方麵人士還說他曾威脅過他的大臣們，揚言如果他們不收回對他的指責，他也要把他們在1940年的活動公諸於眾。於是，盡管1940年時皮埃洛政府是有動搖的，但在國王方麵，如果他認為可以用使他們丟臉的辦法來為自己恢復名譽，那是天真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早已丟臉了。
至於國王自己，人們一般都認為他曾同敵人有過一係列有損名譽的妥協行為。他曾去晉見過希特勒；他曾給義大利國王等人發過賀電或慰問電，還曾在盟軍轟炸巴黎之後給貝當發過慰問電。1944年時他拒絕抵抗運動救他，據說也拒絕幫助他們；有報導說，他的宮廷裏某些人曾同通敵的記者有過接觸。但是，人們責備國王，主要的還不是因為他做了些什麽事，而是因為他沒有做到應做的事。在社會輿論衡量他功過的天平上，對他最不利的一點是，他不肯擔任全民族領袖的這一角色，因為就這一角色來說，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選，至少是最適宜的人選。
1945年6月國王利奧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後，社會黨和多數自由黨人試圖勸他退位，而天主教黨則站出來贊成他無條件復位。因此，當國王決定暫時既不復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屆範阿克爾政府提出一個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復位的法案時，不僅內閣中六個天主教黨大臣辭職，而且近乎有兩年之久天主教黨拒不參加執政。此後不久(1945年9月30日)，國王發表了一項聲明，為他過去的行動作辯解，但宣稱他將接受人民通過公民投票所表達的裁決。然而，政府堅決反對這個解決辦法，堅持議會是全國意誌的最後公斷者和解釋者。他們擔心公民投票可能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弊病和混亂，到頭來也許還會造成內戰，這種擔心可能是真實的。他們不希望君主製問題成為競選和政治鬥爭的一個爭端，可是他們的對方卻(極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圖迫使這一問題成為這樣的一個爭端，同時又力圖把這歸咎於政府。
然而，除了共產黨人可能是例外(共產黨人反正還不準備表明他們的真實意圖)，範阿克爾第一屆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論是自由黨人或社會黨人，沒有一個是反對君主政體的。1945年12月間，範阿克爾曾對他的社會黨戰友們說過“他是君主政體派；在比利時，君主政體滿足著一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使國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樣地，自由黨領袖羅歇·莫茨也曾於1945年7月間寫過如下的話：雖然自由黨以極遺憾的心情看待國王退位這一主張，但為了國家更高的利益，他們認為在當前情況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處少些。莫茨還公正地指出，利奧波德分子看來在試圖造成的那種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陰謀反對君主製本身——是沒有絲毫根據的。他說，如果隻是這樣一個問題的話，倒是容易解決得多；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反對利奧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體的堅定的支持者。
那場支持國王、矛頭指向反對他的人的運動來勢十分兇猛，不久就迫使政府為自衛起見不得不去尋究這個運動背後的邪惡動機。在1945年10月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範阿克爾宣稱：“利奧波德派的所有宣傳都是在教會學校[私立學校]和修道院裏提煉炮製的”，“真誠的利奧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顯，新雷克斯主義分子在王位問題的幌子下重新糾合起來，在陰謀搞一次政變。”他接著斷言，利奧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為他們找到了有勢力的財政後台，這些後台能夠用比付給內閣大臣還要高的薪金來酬謝他們的吹鼓手。這樣，利奧波德分子由於一口咬定說反對國王利奧波德個人就是陰謀反對君主製，結果卻落得個自己沾上了陰謀反對憲法的嫌疑。他們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對方對國王的懷疑——懷疑國王一心偏愛反動勢力，偏愛教會主義的、賣國事敵的勢力，是得到這些勢力的支持並同這些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如果讓他復位，這些勢力將大為得勢，而受其害的將是抵抗運動中湧現出來並以抵抗運動為象徵的各種力量。
不幸的事實是，不管國王自己怎樣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運動的對立麵或甚至更壞。1940年投降這件事本身並不是國王在國內喪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國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蘭德是這樣。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結婚(同一個平民結婚)引起的，來得很突然。這婚事打破了人們心目中他是個永懷悼亡之思的鰥夫的那種理想形象，而且，在國家處於德國人占領下的國難期間，他的這一舉動被認為是有失體統的，幾乎是輕浮的。這樣看來，反對國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簡單的，是感情方麵的；但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而不是在投降問題上——後來的、本質上更為嚴重的指責發展起來。因此，範阿克爾在1946年1月19日答覆國王關於舉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時可以直截了當地說：
當然，投降那件事在這裏並不相幹。但是，國王在1940年5月間不顧他大臣們的一致意見，違反他們的勸告，使自己被俘，並拒絕在盟國的領土上或在本國的殖民地上繼續進行反對入侵者的鬥爭，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視憲法和嚴重分裂國家的罪責。
但是，正如國王所清楚知道的，在這一點上，政府自己也並不處於可以指責別人的地位。的確，有些方麵人士還說他曾威脅過他的大臣們，揚言如果他們不收回對他的指責，他也要把他們在1940年的活動公諸於眾。於是，盡管1940年時皮埃洛政府是有動搖的，但在國王方麵，如果他認為可以用使他們丟臉的辦法來為自己恢復名譽，那是天真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早已丟臉了。
至於國王自己，人們一般都認為他曾同敵人有過一係列有損名譽的妥協行為。他曾去晉見過希特勒；他曾給義大利國王等人發過賀電或慰問電，還曾在盟軍轟炸巴黎之後給貝當發過慰問電。1944年時他拒絕抵抗運動救他，據說也拒絕幫助他們；有報導說，他的宮廷裏某些人曾同通敵的記者有過接觸。但是，人們責備國王，主要的還不是因為他做了些什麽事，而是因為他沒有做到應做的事。在社會輿論衡量他功過的天平上，對他最不利的一點是，他不肯擔任全民族領袖的這一角色，因為就這一角色來說，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選，至少是最適宜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