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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即使國王在戰爭和被占領期間的舉措沒有什麽問題，他仍會發現自己戰後的處境是多少有點尷尬的，因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後者是應對比利時的戰前外交政策負責的，現在正為此而聲名狼藉。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內，進步的和反教會的那一派人暫時處於支配地位，而支持國王的那一派則增加了許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懷疑為通敵分子或觀望主義分子的人，從而，正如我們在前麵已經提到的，使國王和天主教黨的事業都受到損失。
由於強調政治上、語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時存在，因而王位問題使佛蘭德和瓦隆尼亞之間的關係惡化到了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壞的地步。在雙方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況就成了這樣：瓦隆族人認為，佛蘭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動派，他們想要叫一個同樣反動、甚至是賣國事敵的國王恢復王位；而在另一方麵，佛蘭芒族人則認為，瓦隆尼亞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們想要推翻君主製，使國家陷於分裂。事態迅速而又無可避免地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不論王位問題以何種方式解決，失敗的一方總會把解決辦法看作是奇恥大辱。如果國王恢復王位，所有比利時人都會認為這是佛蘭德的勝利和瓦隆尼亞的失敗，而如果國王不恢復王位，則所有的比利時人又都會對這結果作相反的解釋。
第三節 從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經濟方麵的事態發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產黨試圖通過抵抗運動奪取政權的嚐試的失敗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
1944年9月3日，盟國部隊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舉解放了布魯塞爾和大部分比利時國土。幾天之後，長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倫敦政府”回到國內，但對於他們將會受到什麽樣的迎接，他們是不無理由地感到沒有把握的。當時戰爭尚在全力進行中，政府沒有多少事情可做，隻是召開了一次議會聯席會議，推選國王的兄弟查理親王作為國王不在時的攝政(當時國王尚被俘在德軍中)。皮埃洛嚴格按照辦事程序，向攝政提出辭職，但是，因為在強征出國的比利時工人(約五十萬人)和比利時戰俘(約六萬人)從德國回來以前是不可能舉行選舉的，攝政隻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進行了改組，並作出了擴大其基礎的某種嚐試，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運動代表和兩名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入閣，在比利時還是第一次)。新政府還包括七名天主教黨人，五名社會黨人，三名自由黨人和一名無黨派人士，這樣，政府的組成同1939年4月最後一次大選的結果很相一致，大選後眾議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黨除外)：天主教黨七十三席；社會黨六十四席；自由黨三十三席；共產黨九席；無黨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黨都表示願意支持這個聯合政府，但左翼各黨派還加上了一個限製性條件，說必須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針，他們才會繼續給予支持。在政治和經濟方麵，政府都麵臨著大量複雜問題：運輸設備、糧食和燃料的極度不足；通貨的狀況和嚴重通貨膨脹的威脅；懲辦賣國賊和從公務機關中清洗通敵分子的問題，以及抵抗運動的前途問題。解放後的幾個星期中，一部分左翼黨派和報紙說，政府在對付經濟問題和處理通敵分子等方麵行動遲緩，因而提出了愈來愈多的批評。抵抗運動以及曾在該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共產黨則宣稱，政府的組成仍遠遠不能反映戰前時期以來比利時輿情的變化；他們還說，比利時抵抗運動的成員正同身居高位的工業界和金融界通敵分子進行著一場搏鬥。
法國共產黨人由於意識到他們擁有較為強大的力量，開始時能夠做到態度悠然自若，比利時共產黨人則與此相反，一解放就採取好鬥的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可供他們加強和鞏固其在敵占時期取得的勢力的機會將是短暫的，是靠不住的。在戰前，比利時共產黨並沒有多少影響，但在這裏如同在法國一樣，希特勒進攻俄國，使共產黨人有機會站出來，控製了大部分抵抗運動。德國人把他們所槍殺的人質和其他人等統稱之為“共產黨破壞者”那種習慣做法，提高了共產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國人破壞了一些正規的工會組織，許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組織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成長起來。雖然，共產黨在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中取得了某些進展，但從暫時的情況來看，他們的主要收穫是在下層中等階級，是在敵占期間苦難深重的職員階層中間。
比利時抵抗運動不同於法國抵抗運動，它是分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較為強大的是左翼，是由共產黨控製的，主要的組織是“獨立陣線”，而抵抗運動的右翼，即稱為“秘密軍”的，則在軍方勢力控製下。比利時共產黨人象法國共產黨人一樣，都力圖把自己的事業和抵抗運動的事業說成是一致的，對任何要解散抵抗運動部隊的建議反應特別強烈。他們並不因參加了政府而放鬆對這個建議的攻擊。政府裏有兩名共產黨員任職，但該黨拒不承擔集體責任。隨著糧食情況的日益惡化，共產黨人越來越猛烈地攻擊政府，責怪它沒有能採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來滿足需要。不僅如此，他們反對黑市，要求純潔政府機關，要求逮捕通敵分子，他們發動的這一運動所反對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動前地下鬥爭戰士們心弦的東西，而這無疑使共產黨得以在許多愛國的、有幹勁的，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們中間擴大其影響(這些人中包括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由於強調政治上、語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時存在，因而王位問題使佛蘭德和瓦隆尼亞之間的關係惡化到了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壞的地步。在雙方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況就成了這樣：瓦隆族人認為，佛蘭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動派，他們想要叫一個同樣反動、甚至是賣國事敵的國王恢復王位；而在另一方麵，佛蘭芒族人則認為，瓦隆尼亞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們想要推翻君主製，使國家陷於分裂。事態迅速而又無可避免地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不論王位問題以何種方式解決，失敗的一方總會把解決辦法看作是奇恥大辱。如果國王恢復王位，所有比利時人都會認為這是佛蘭德的勝利和瓦隆尼亞的失敗，而如果國王不恢復王位，則所有的比利時人又都會對這結果作相反的解釋。
第三節 從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經濟方麵的事態發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產黨試圖通過抵抗運動奪取政權的嚐試的失敗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
1944年9月3日，盟國部隊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舉解放了布魯塞爾和大部分比利時國土。幾天之後，長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倫敦政府”回到國內，但對於他們將會受到什麽樣的迎接，他們是不無理由地感到沒有把握的。當時戰爭尚在全力進行中，政府沒有多少事情可做，隻是召開了一次議會聯席會議，推選國王的兄弟查理親王作為國王不在時的攝政(當時國王尚被俘在德軍中)。皮埃洛嚴格按照辦事程序，向攝政提出辭職，但是，因為在強征出國的比利時工人(約五十萬人)和比利時戰俘(約六萬人)從德國回來以前是不可能舉行選舉的，攝政隻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進行了改組，並作出了擴大其基礎的某種嚐試，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運動代表和兩名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入閣，在比利時還是第一次)。新政府還包括七名天主教黨人，五名社會黨人，三名自由黨人和一名無黨派人士，這樣，政府的組成同1939年4月最後一次大選的結果很相一致，大選後眾議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黨除外)：天主教黨七十三席；社會黨六十四席；自由黨三十三席；共產黨九席；無黨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黨都表示願意支持這個聯合政府，但左翼各黨派還加上了一個限製性條件，說必須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針，他們才會繼續給予支持。在政治和經濟方麵，政府都麵臨著大量複雜問題：運輸設備、糧食和燃料的極度不足；通貨的狀況和嚴重通貨膨脹的威脅；懲辦賣國賊和從公務機關中清洗通敵分子的問題，以及抵抗運動的前途問題。解放後的幾個星期中，一部分左翼黨派和報紙說，政府在對付經濟問題和處理通敵分子等方麵行動遲緩，因而提出了愈來愈多的批評。抵抗運動以及曾在該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共產黨則宣稱，政府的組成仍遠遠不能反映戰前時期以來比利時輿情的變化；他們還說，比利時抵抗運動的成員正同身居高位的工業界和金融界通敵分子進行著一場搏鬥。
法國共產黨人由於意識到他們擁有較為強大的力量，開始時能夠做到態度悠然自若，比利時共產黨人則與此相反，一解放就採取好鬥的態度，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可供他們加強和鞏固其在敵占時期取得的勢力的機會將是短暫的，是靠不住的。在戰前，比利時共產黨並沒有多少影響，但在這裏如同在法國一樣，希特勒進攻俄國，使共產黨人有機會站出來，控製了大部分抵抗運動。德國人把他們所槍殺的人質和其他人等統稱之為“共產黨破壞者”那種習慣做法，提高了共產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國人破壞了一些正規的工會組織，許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組織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成長起來。雖然，共產黨在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中取得了某些進展，但從暫時的情況來看，他們的主要收穫是在下層中等階級，是在敵占期間苦難深重的職員階層中間。
比利時抵抗運動不同於法國抵抗運動，它是分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較為強大的是左翼，是由共產黨控製的，主要的組織是“獨立陣線”，而抵抗運動的右翼，即稱為“秘密軍”的，則在軍方勢力控製下。比利時共產黨人象法國共產黨人一樣，都力圖把自己的事業和抵抗運動的事業說成是一致的，對任何要解散抵抗運動部隊的建議反應特別強烈。他們並不因參加了政府而放鬆對這個建議的攻擊。政府裏有兩名共產黨員任職，但該黨拒不承擔集體責任。隨著糧食情況的日益惡化，共產黨人越來越猛烈地攻擊政府，責怪它沒有能採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來滿足需要。不僅如此，他們反對黑市，要求純潔政府機關，要求逮捕通敵分子，他們發動的這一運動所反對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動前地下鬥爭戰士們心弦的東西，而這無疑使共產黨得以在許多愛國的、有幹勁的，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們中間擴大其影響(這些人中包括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