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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最後這一點上，天主教黨沒有理會紅衣主教的警告，卻並未因此而招致什麽惡果，因為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使自己“社會化”了，可是這並沒有導致分裂。從批判的觀點看，可以認為該黨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種比馬克思主義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來為勞動者說話，從而破壞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據以立足的基礎。然而，即使從這個觀點來看，事態的發展表明，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於增進該黨的力量和團結。因為，雖然該黨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暫時地被它的一個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時民主聯盟)的初期勝利奪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該黨就恢復了原有的權威，而從它分裂出去的那個支派則迅速衰落下去。這是紅衣主教關於單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黨的那種思想的勝利，是那些希望有一個廣泛的“基督教陣線”的人受到的挫折。
另一方麵，天主教黨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汙點，但這一希望，由於它對王位問題以及對一般意義上說的不愛國行為問題所持的態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戰後第一次選舉中，改革後的天主教黨的得票數，相當於戰前最後一次選舉中的天主教黨、雷克斯黨和佛蘭芒民族主義黨得票數的總和。該黨在不愛國行為問題和清洗問題上持有比較溫和的態度，從而贏得了前雷克斯黨黨員和佛蘭芒民族主義黨黨員及其同情者們的選票；它還把一些在王位問題上對它持同情態度的自由黨人和其他人爭取過來了。這樣，雖然從一種意義上說，黨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可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卻是削弱了，因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優勢，而該黨對選民的新的號召力，正是建築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礎之上的。
1946年1月，天主教社會黨中一個年輕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集團，在“換班”這一激動人心的名稱下組織起來了。在這個團體的成立大會上，一些演說者講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時民主聯盟曾試圖利用的一個方麵。該聯盟成員的打算是：從當前趨向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潮流中，得到好處的應當是他們(就象法國的人民共和黨在這方麵大獲成功那樣)，而不是天主教社會黨；但在這一點上，比利時民主聯盟的領袖們犯了嚴重的估計錯誤。在1946年2月的大選中，比利時人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寧願投傳統大黨的票。正如當時的一位觀察者寫道：“比利時民主聯盟的徹底失敗，不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敵人同樣地感到詫異。比利時民主聯盟直到最後一刻還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它有著許多同情者，然而這些人並沒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比利時民主聯盟的失敗，部分地可能是由於它在那樣一個時候過分強調自己是抵抗運動的黨，因為在那個時候，比利時人已開始對一個運動感到不安，這個運動堅持要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使八百萬人口中將有三十三萬人被指控犯有不愛國的罪行。
就在選舉前不久，比利時民主聯盟主席安托萬·德爾福斯曾有過這樣的議論：“社會黨人本來是有可能創建比利時民主聯盟的，要不是在他們的左側受到共產黨人的牽製的話”，這是對比利時社會黨戰後所處地位和境況的一個公允的概括。1919 年實行男子普選權後，社會黨成了國內第二大黨，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實施八小時工作製和其他一些初步社會改革的競選綱領，不久就得到了實現。在這以後，該黨就不曾有很明確的目標；1923年，一小批激進分子分裂出去，組成了比利時共產黨，從而使社會黨放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事實顯得很突出。後來，社會黨創建的勞工銀行倒閉，也不可避免地使該黨在工人中的影響喪失不少；這一點在1936年時就表現得很明顯，當時一些社會黨的政治活動家試圖向罷工工人講話，工人們卻大聲地把他們噓下來。過去一直同該黨緊密聯合的工會，在戰後同該黨脫離了關係，自成一個獨立的實體，奉行一條總的說來比議會中社會黨人所採取的激進得多的政治路線。這又轉而導致社會黨成員大量減少——從幾十萬人減至幾萬人。社會黨在選舉中的失敗，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時它擁有(總數二百個議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時降為七十席；1939年降為六十四席；損失的席位都落入共產黨人之手。
比利時共產黨象法國共產黨一樣，對實力被它這樣削弱的社會黨施加愈來愈大的壓力，要社會黨同它攜手合作。1945年1月，鑑於政府危機迫於眉睫，共產黨向社會黨建議舉行一次以統一行動為目標的“兄弟般的交換意見”。2月，建議成立“民主黨派聯盟”，8月間又建議組成一個“行動集團”，和訂立一個以贏得議會中“民主黨派多數”為目標的“聯合競選協議”。但是，盡管社會黨人感到不安和為難，他們的答覆卻是很傲慢的，而且 1946年2月大選的結果，他們又增加了五個議席。誠然，他們把左翼方麵的一些票輸給了共產黨；可是另一方麵，卻在他們的右翼，從自由黨那裏奪得了不少選票。
自由黨是特別容易發生這樣的分裂的，因為它的右翼是議會中最反動的一批人，同時又有一個進步的左翼。戰前，右翼分子占很大優勢，因此自由黨雖然經常同天主教黨聯合組閣，但除了參加三黨聯合政府外，從來沒有同社會黨合作過。自由黨不僅代表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也代表著工商業中產階級，因而它歷來反對國家幹涉個人經濟社會事務超過絕對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戰後，它意識到社會改革運動的力量，於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認為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因此，在1946年選舉前夕，該黨主席羅歇·莫茨在一次接見記者時宣稱：“在社會立法這個問題上，自由黨接受了威廉·貝弗裏奇爵士和羅斯福總統的原則。他們認為，社會保障必須擴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們這裏，社會保障隻照顧到僱傭勞動者。它應當成為全國性的。”這些姿態沒有能使自由黨在1946年2月的選舉中免遭慘敗，但是經過這次失敗之後，該黨仍保確著相當大的影響。
另一方麵，天主教黨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汙點，但這一希望，由於它對王位問題以及對一般意義上說的不愛國行為問題所持的態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戰後第一次選舉中，改革後的天主教黨的得票數，相當於戰前最後一次選舉中的天主教黨、雷克斯黨和佛蘭芒民族主義黨得票數的總和。該黨在不愛國行為問題和清洗問題上持有比較溫和的態度，從而贏得了前雷克斯黨黨員和佛蘭芒民族主義黨黨員及其同情者們的選票；它還把一些在王位問題上對它持同情態度的自由黨人和其他人爭取過來了。這樣，雖然從一種意義上說，黨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可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卻是削弱了，因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優勢，而該黨對選民的新的號召力，正是建築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礎之上的。
1946年1月，天主教社會黨中一個年輕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集團，在“換班”這一激動人心的名稱下組織起來了。在這個團體的成立大會上，一些演說者講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時民主聯盟曾試圖利用的一個方麵。該聯盟成員的打算是：從當前趨向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潮流中，得到好處的應當是他們(就象法國的人民共和黨在這方麵大獲成功那樣)，而不是天主教社會黨；但在這一點上，比利時民主聯盟的領袖們犯了嚴重的估計錯誤。在1946年2月的大選中，比利時人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寧願投傳統大黨的票。正如當時的一位觀察者寫道：“比利時民主聯盟的徹底失敗，不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敵人同樣地感到詫異。比利時民主聯盟直到最後一刻還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它有著許多同情者，然而這些人並沒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比利時民主聯盟的失敗，部分地可能是由於它在那樣一個時候過分強調自己是抵抗運動的黨，因為在那個時候，比利時人已開始對一個運動感到不安，這個運動堅持要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使八百萬人口中將有三十三萬人被指控犯有不愛國的罪行。
就在選舉前不久，比利時民主聯盟主席安托萬·德爾福斯曾有過這樣的議論：“社會黨人本來是有可能創建比利時民主聯盟的，要不是在他們的左側受到共產黨人的牽製的話”，這是對比利時社會黨戰後所處地位和境況的一個公允的概括。1919 年實行男子普選權後，社會黨成了國內第二大黨，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實施八小時工作製和其他一些初步社會改革的競選綱領，不久就得到了實現。在這以後，該黨就不曾有很明確的目標；1923年，一小批激進分子分裂出去，組成了比利時共產黨，從而使社會黨放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事實顯得很突出。後來，社會黨創建的勞工銀行倒閉，也不可避免地使該黨在工人中的影響喪失不少；這一點在1936年時就表現得很明顯，當時一些社會黨的政治活動家試圖向罷工工人講話，工人們卻大聲地把他們噓下來。過去一直同該黨緊密聯合的工會，在戰後同該黨脫離了關係，自成一個獨立的實體，奉行一條總的說來比議會中社會黨人所採取的激進得多的政治路線。這又轉而導致社會黨成員大量減少——從幾十萬人減至幾萬人。社會黨在選舉中的失敗，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時它擁有(總數二百個議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時降為七十席；1939年降為六十四席；損失的席位都落入共產黨人之手。
比利時共產黨象法國共產黨一樣，對實力被它這樣削弱的社會黨施加愈來愈大的壓力，要社會黨同它攜手合作。1945年1月，鑑於政府危機迫於眉睫，共產黨向社會黨建議舉行一次以統一行動為目標的“兄弟般的交換意見”。2月，建議成立“民主黨派聯盟”，8月間又建議組成一個“行動集團”，和訂立一個以贏得議會中“民主黨派多數”為目標的“聯合競選協議”。但是，盡管社會黨人感到不安和為難，他們的答覆卻是很傲慢的，而且 1946年2月大選的結果，他們又增加了五個議席。誠然，他們把左翼方麵的一些票輸給了共產黨；可是另一方麵，卻在他們的右翼，從自由黨那裏奪得了不少選票。
自由黨是特別容易發生這樣的分裂的，因為它的右翼是議會中最反動的一批人，同時又有一個進步的左翼。戰前，右翼分子占很大優勢，因此自由黨雖然經常同天主教黨聯合組閣，但除了參加三黨聯合政府外，從來沒有同社會黨合作過。自由黨不僅代表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也代表著工商業中產階級，因而它歷來反對國家幹涉個人經濟社會事務超過絕對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戰後，它意識到社會改革運動的力量，於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認為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因此，在1946年選舉前夕，該黨主席羅歇·莫茨在一次接見記者時宣稱：“在社會立法這個問題上，自由黨接受了威廉·貝弗裏奇爵士和羅斯福總統的原則。他們認為，社會保障必須擴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們這裏，社會保障隻照顧到僱傭勞動者。它應當成為全國性的。”這些姿態沒有能使自由黨在1946年2月的選舉中免遭慘敗，但是經過這次失敗之後，該黨仍保確著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