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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盡管如此，中間派集團的前途絕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證。參加這一集團的各黨派隻是在驚慌之餘才走向合作的，它們相互間充滿著疑忌，而且又經常受到現已被趕出了政府的共產黨煽動起來的癱瘓性罷工的威脅。如果它們不能為國家提供一條行得通的可供選擇的出路，那末，前途顯然將會充滿巨大的危險。但就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刻，戴高樂斷然認定時機已經成熟，該由他出來，組織他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來為法國提供至少一種可供選擇的出路了。隻有到了這時，當那個按照他的意願創建的組織在一夜之間發展成了這樣強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產黨機器之間的迎頭相撞看來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時，法國民族才出於其尋求調整的本能，產生了一個叫做“第三種勢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間派集團，來發揮其舉足輕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時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國家的分裂


    (一)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二)政治上的分野


    (三)在王位問題上的分野


    第三節 從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經濟方麵的事態發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產黨試圖通過抵抗運動奪取政權的嚐試的失敗 1944 年 9月至1945年2月


    (二)第一屆範阿克爾政府和王位問題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三)1946年2月大選及此後的事態發展


    第一節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時獲得解放後，它在外表上和物質方麵的恢復速度，與其他被占領過的國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個長時期內，不太仔細的觀察者們，很難看清它在戰敗和被征服時期直接或間接所受損失的嚴重性。也許，直到解放後六年“王位問題”尖銳化之時，人們才充分意識到占領所帶來的影響。的確，在這一問題未得最終解決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穩定必然隻能是騙人的假象；在許多方麵有著如此根本分歧的國家裏，君主政體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是起著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著或成為不和或爭吵的原因時，國家往往分裂成為各個組成部分。是一些怎樣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劃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錯的，這將在後麵另一節中詳細論述。這裏隻需要指出這樣一點：由於國王隻支持其中一個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於各個部分之上，這就大大增加了這些相互對立的勢力之間發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險。


    不僅如此，在比利時如同在一些鄰國一樣，德國人的一度占領，留下了危險的心理上的後遺症。違法、經營黑市、怠工、破壞和殺人，曾經被認為是愛國的行動，如此達四年之久。人們學會了怎樣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執刑人。現在解放後，要比利時人重新記住愛國意味著遵守法律和服從命令，就困難了。德國人的壓迫和國內左翼抵抗運動領袖們的鼓動，再加上流亡在倫敦的領袖們的鼓勵和許願，促使人們要求在社會和經濟方麵進行激烈的改革，同時也使人們藐視那個當時已經回國來以“一切照舊”的自滿精神統治國家的戰前保守政府。


    在法國，人們雖也有著很類似的心情，抱著很類似的希望，但由於有戴高樂將軍的領導，問題就比較簡單，因為戴高樂一開始就曾是抵抗運動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徵，解放以後也仍然是一致公認的權威核心。比利時抵抗運動沒有產生堪與戴高樂相比擬的人物。回國來的比利時首相於貝爾·皮埃洛毫無革命氣息；不存在什麽皮埃洛神話。皮埃洛是一個誠實、疲憊、軟弱的人，隻希望把他的國家帶回到“美好的舊時代”。法國的《人民報》(1944年11月30日)寫道：“這恰恰就好象在我們新生的法國來個達拉第重新執政一樣。”按常理說，國王可以——實在是應該——擔當起國家領袖的角色。但當時實際上這個角色可以說是由他的兄弟查理親王部分地擔當著。國王本人失去了當領袖的資格，因為他沒有肯參加或援助抵抗運動，同時還因為他在其他方麵名聲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並不比他更有資格些，因為盡人皆知，他們在國家剛被占領的時候，在對德國人和對國王的態度上，曾動搖不定，他們是不孚眾望的，他們的權威是有爭議的。在其他被占領國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暫時流亡國外的，但對他們的權威始終不曾有過懷疑，因而在艱難的歲月裏，他們能夠給人民提供指導。


    所以，沒有什麽奇怪，一般比利時人在政治問題上本來就抱有的懷疑主義大大膨脹起來，使他們變得難於對付，使他們對戰後試圖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馬籠頭”輕輕套到他們頭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慮。不過，如果說比利時人的多疑和難以駕馭使試圖重新統治他們的舊主人深感吃力不討好的話，他們的這些品質也會對任何想當他們新主子的人產生相當大的懷疑，不管後者偽裝得多麽民主。比利時民族總的說來比法國人更篤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時人同一般的法國人比起來，對共產主義所抱的本能恐懼心要大得多，識破共產主義的活動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國人在占領期間關於共產主義禍害的宣傳，無疑是有些影響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時抵抗運動組織肯定是帶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僅如此，解放後，形勢誘使共產黨人過早地攤了底牌，這從他們的角度來說並不真正得策。從共產黨人對他們在比利時和法國遇到的兩個類似挑戰所作出的不同反應中可以看出，他們知道他們在比利時的地位並不象在法國那麽穩固。當戴高樂決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運動部隊對民事生活的控製時，法國共產黨人提了抗議，但還是讓了步，滿足於暫且等待時機；可是當皮埃洛採取同樣步驟時，比利時共產黨人卻覺得時間不容再等待了，就進行了反擊，結果失敗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勝利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因為，這場鬥爭的結果使他們同共產黨人一樣威信掃地，其後不久，他們就因鬥爭中所受的損害而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