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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0月13日就第二草案舉行的公民投票正式通過了這個草案；但盡管如此，投票的結果卻是一個明顯的證據，說明戴高樂的勢力依然存在著而且他的戰略也是成功的。他現在可以不無根據地說，有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國人對新憲法沒有好感；因為，雖有九百萬人投票贊成它，卻有八百萬人投反對票，八百萬人棄權；這當然不能說是熱情的認可。許多人民共和黨的選民聽從了戴高樂的話，投了反對票。而現在整個黨發現自己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強烈主張徹底倒向戴高樂；他們認為過去呼籲人們“投贊成票”的做法是錯誤的，人民共和黨再也不該和共產黨搞什麽關係了。可是，大多數人還是贊成堅持原來的路線，即使這樣做意味著與戴高樂完全斷絕關係，從而招致黨員人數的減少也在所不惜。


    當1946年11月10日選舉第四共和國第一屆議會時，出現的最引人注目的結果倒不是人民共和黨的輕微挫折(它仍贏得一百六十二席)，而是共產黨的大大進展(它贏得了一百七十一席)和社會黨從原來同其他兩大黨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跌了下來(現跌到了一百零二席)。這就意味著中間力量的趨於瓦解和國家的進一步走向兩極分化。誠然，當時還不存在緊密團結的真正的右翼，但正是共產黨取得驚人進展的事實，勢必促使所有反共的力量都匯集起來，產生一個真正的右翼。


    同時，人們出於對共產黨以及對兩個極端間發生衝突的恐懼，產生了一種不顧一切、力求調和的強烈願望，這種渴求調和的願望暫時地使飽受創傷的社會黨得到好處，而且最終導致了一個象緩衝集團那樣的東西的形成。原來擔任著臨時總統、內閣總理和外交部長三個重要職位的皮杜爾，採取了辭去後兩個職務的這一預備步驟，以便讓出空缺來由國民議會去另行選任。接著，作為最大政黨的共產黨提名莫裏斯·多列士為他們黨的總理候選人，但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他未能集合到多數的選票。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危險的僵持局麵，直到 1946年12月12日，當社會黨元老萊翁·勃魯姆在人們敦促下同意從退休中挺身出來試行組閣時，僵局才得打開。很可以說明當時那種氣氛的是：勃魯姆在五百九十張選舉總理的選票中贏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還取得了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黨兩方麵的同意，由他組織一個清一色社會黨人的內閣，在選出總統、成立第四共和國第一屆根據憲法組成的內閣之前執行政府工作。到這時，實際上是解放以來第一次，總算有了一個同心同德的內閣，堅持不懈地致力於解決當前的問題。它所提出的用凍結工資和降低物價來穩定經濟的計劃，人們起初一般都沒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魯姆關於立即減價百分之五的號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魯姆卸任時，他本人和社會黨的聲望都有了急劇的提高。


    新憲法於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於戴高樂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競選，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舉行的一次兩院聯席會議上，國民議會議長社會黨人樊尚·奧裏奧爾當選為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奧裏奧爾隨即挑選他的社會黨同誌保羅·拉馬迪埃出來組閣。拉馬迪埃把共和左翼聯盟也拉入政府，試圖把原來的、現已顯得有點缺乏生命力的三黨聯合執政擴大成為四黨聯合執政，可是，不出三個月，這一四黨合作的實驗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態發展的壓力迫使各黨間在看法上和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來，這些分歧本來是由於權宜之計、由於政策和感情等方麵的考慮而暫時被掩蓋著的。法蘭西聯邦的每個角落都在動盪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爆發了公開的叛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等處的騷動在發展；甚至有熱帶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鬧獨立運動的謠傳。共產黨人根據他們鼓勵屬地民族主義運動的偽善政策，主張不惜任何代價接受叛亂者的條件，而他們的內閣同僚們(甚至也包括社會黨人在內)則都認為，如果還想保存一點法國影響的話，必須用暴力去對付暴力。不過，共產黨人認識到他們政策的不得人心——這是解放以來他們第一次甘冒違反傳統民族情緒的主流的風險，——沒有在這一問題上迫使爭執白熱化，卻另選了一個比較得人心的事由來進行真正的攤牌。


    拉馬迪埃政府奉行著勃魯姆的穩定經濟政策，這就需要長時期地凍結工資；但是這個計劃雖在穩定幣值方麵似乎確有實效，在降低生活費用方麵卻顯得不那麽成功。工人們開始覺得他們在承受穩定政策的全部負擔。一連串罷工事件爆發了，共產黨支持罷工者並譴責勃魯姆計劃；最後，在共產黨人同拉馬迪埃發生了一場兇猛激烈的鬥爭之後，拉馬迪埃迫使共產黨人退出了政府。這是解放以來第一次，共產黨人不再充當使勞工採取合作態度的保證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了他們作為勞工方麵造反領導人的本來麵目；同時，也是解放以來第一次，社會黨人決定留在一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內，甘冒嚐試同人民共和黨人一起參加一個中間派政府的風險。但是後一個事態發展卻是前一個事態發展的必然結果，正由於共產黨人丟掉了他們的愛國假麵具，日益公開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從而在法國政界中自陷於孤立，這就給新的聯合政府幫了一個大忙——同時也給社會黨幫了大忙。與此同時，不久前剛宣布的馬歇爾計劃連同它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和財政上得救的希望，發揮著雙重的好處，既為溫和派民主力量創造更有利的氣氛，以便於他們製訂出自己的造福於國家的方案，同時也迫使共產黨人暴露出他們是民主的敵人的真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