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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們原可以指望，通過這次事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政治穩定，由主張溫和與循序漸進的力量組成政府，作為這種政治穩定的基礎。可是就在這一決定性時刻，早就被認為是國家隱痛的王位問題公開爆發了，重又徹底毒化了政治氣氛。在此之前，君主應超然於政黨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條普遍承認的原則，同時也從來沒有人對君主政體作為一種製度長期存在下去的問題提出過異議。而現在，天主教黨公開站出來支持利奧波德的立場；當範阿克爾聯合政府不同意國王重登王位時，各天主教黨大臣就退出聯合政府，自願放棄行使他們憑戰前最後一次選舉，以及憑戰後第一次選舉而無可懷疑地擁有的很大一份權力。擁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當權”的天主教黨，必然給那些由於他們的退出而不得不繼續執政的人的工作帶來有害的影響。自由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合起來隻能在國會中拚湊一個很勉強的多數；自由黨和社會黨在人員組成上是十分不純的；而在所有這三黨之間，除了反對國王利奧波德這一點外，很少有什麽使它們聯合一致的共同之處。所以，由這些政黨成員組成的政府註定是沒有什麽戰鬥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麵執行有力的政策；因而，當天主教黨最後同意承擔起它應負的那份責任時，它的各個敵對黨派所感到的寬慰並不象初看起來那麽不近人情。
同時，自由黨和社會黨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盤，雖然社會黨仍然是國內第二大黨。自由黨往往在兩個方麵失去地盤，在左的方麵輸給社會黨，在右的方麵輸給天主教黨，而社會黨則往往在左的方麵輸給共產黨。但比利時共產黨從來不曾達到象法國共產黨那樣大的力量；共產黨在比利時並不象在法國那樣是“可怕的選擇”。在法國，政治衝突可以說成是赤色分子與反赤色分子之爭；但在比利時，則可以更正確地描繪成為“右翼”利奧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奧波德分子之間的鬥爭——國王已由於右派的擁護而成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時的情況比法國更為糟糕的一個因素是，這個國家居民種族上的不統一——而且這種情況，從它本身方麵來說，確實就象共產主義幽靈一樣可怕；因為，這一種族上的隔閡，並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無關，並不能緩和後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時存在，使國家沿著雙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顯。
第二節 國家的分裂
(一)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歷史上使法蘭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階級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時這個民族國家的卻是種族和語言上的分野，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區的劃分相吻合的。佛蘭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麵的總方向上則傾向於反法。另一方麵，操法語的稱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則往往抱有反教會的觀點，在政治上是激進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親法的。從地區分布上看，操佛蘭芒語的那部分國民完全集中在王國北半部，操法語的那部分則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魯塞爾則是處於分界線佛蘭芒族一側的一塊由兩族雜居而以瓦隆族居民為主的飛地。戰後，這些原來就已嚴重的分裂因素由於加上了王位問題而更加嚴重了，因為，佛蘭芒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擁護利奧波德國王，而瓦隆人則幾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對國王。
在這兩部分國民相互摩擦的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他們相對位置的逐漸顛倒。這個變動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在二十世紀初期曾有過一個佛蘭芒問題，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卻有了一個瓦隆問題。1830 年，當比利時誕生為獨立國家時，政府權力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以巴黎“七月革命”為先驅的資產階級掌權時代，在比利時(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則剛剛開始。那時，比利時資產階級(甚至包括佛蘭芒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人)都隻講法語。的確，當時法語所處的地位竟優越到這樣地步：在比利時獨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軍隊和中央行政機關都隻使用法語。這種情況後來逐漸有所變化，但改變得太慢，也太遲，因而沒有能阻止佛蘭芒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這個運動變得日益強大，而且從大約1930年前後開始，帶上了一種鮮明的法西斯的性質。而與此同時，它已為佛蘭芒語爭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為佛蘭芒族人口的增長比瓦隆族越來越迅速，佛蘭芒語和佛蘭芒觀點漸漸在全國占了優勢。
因此，現在輪到操法語的瓦隆人成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爭辯說，在一種全世界通用的“體現著偉大文化的語言”，同佛蘭芒語那樣隻局限在一個小的地區——甚至不足以供商業上和科學上使用——的語言之間，是不可能有什麽平等的。他們聲稱，他們對學習佛蘭芒語並不象佛蘭芒人學習法語那樣感興趣，因而他們要求至少在他們自己地區的政府機關和學校裏單獨使用法語。他們還抱怨說，他們的工業在安特衛普港和有較好交通條件和日益占優勢的法蘭德煤礦的吸引下，有遷往法蘭德的趨勢(以前，重工業完全集中在壟斷著煤礦開採的瓦隆尼亞)。最後，瓦隆人還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蘭芒族農業生產者的侵犯，因為後者的家庭一般較大，可賺到較多的家庭補貼，這又轉而使他們能夠以接受較低工資來搶掉瓦隆族工人的飯碗。事實上，瓦隆人不滿的總根子是怕在人數上被佛蘭芒人壓倒，從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為，在一切取決於簡單多數的民主製度下，他們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擊敗的。
同時，自由黨和社會黨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盤，雖然社會黨仍然是國內第二大黨。自由黨往往在兩個方麵失去地盤，在左的方麵輸給社會黨，在右的方麵輸給天主教黨，而社會黨則往往在左的方麵輸給共產黨。但比利時共產黨從來不曾達到象法國共產黨那樣大的力量；共產黨在比利時並不象在法國那樣是“可怕的選擇”。在法國，政治衝突可以說成是赤色分子與反赤色分子之爭；但在比利時，則可以更正確地描繪成為“右翼”利奧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奧波德分子之間的鬥爭——國王已由於右派的擁護而成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時的情況比法國更為糟糕的一個因素是，這個國家居民種族上的不統一——而且這種情況，從它本身方麵來說，確實就象共產主義幽靈一樣可怕；因為，這一種族上的隔閡，並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無關，並不能緩和後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時存在，使國家沿著雙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顯。
第二節 國家的分裂
(一)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歷史上使法蘭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階級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時這個民族國家的卻是種族和語言上的分野，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區的劃分相吻合的。佛蘭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麵的總方向上則傾向於反法。另一方麵，操法語的稱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則往往抱有反教會的觀點，在政治上是激進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親法的。從地區分布上看，操佛蘭芒語的那部分國民完全集中在王國北半部，操法語的那部分則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魯塞爾則是處於分界線佛蘭芒族一側的一塊由兩族雜居而以瓦隆族居民為主的飛地。戰後，這些原來就已嚴重的分裂因素由於加上了王位問題而更加嚴重了，因為，佛蘭芒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擁護利奧波德國王，而瓦隆人則幾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對國王。
在這兩部分國民相互摩擦的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他們相對位置的逐漸顛倒。這個變動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在二十世紀初期曾有過一個佛蘭芒問題，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卻有了一個瓦隆問題。1830 年，當比利時誕生為獨立國家時，政府權力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以巴黎“七月革命”為先驅的資產階級掌權時代，在比利時(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則剛剛開始。那時，比利時資產階級(甚至包括佛蘭芒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人)都隻講法語。的確，當時法語所處的地位竟優越到這樣地步：在比利時獨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軍隊和中央行政機關都隻使用法語。這種情況後來逐漸有所變化，但改變得太慢，也太遲，因而沒有能阻止佛蘭芒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這個運動變得日益強大，而且從大約1930年前後開始，帶上了一種鮮明的法西斯的性質。而與此同時，它已為佛蘭芒語爭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為佛蘭芒族人口的增長比瓦隆族越來越迅速，佛蘭芒語和佛蘭芒觀點漸漸在全國占了優勢。
因此，現在輪到操法語的瓦隆人成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爭辯說，在一種全世界通用的“體現著偉大文化的語言”，同佛蘭芒語那樣隻局限在一個小的地區——甚至不足以供商業上和科學上使用——的語言之間，是不可能有什麽平等的。他們聲稱，他們對學習佛蘭芒語並不象佛蘭芒人學習法語那樣感興趣，因而他們要求至少在他們自己地區的政府機關和學校裏單獨使用法語。他們還抱怨說，他們的工業在安特衛普港和有較好交通條件和日益占優勢的法蘭德煤礦的吸引下，有遷往法蘭德的趨勢(以前，重工業完全集中在壟斷著煤礦開採的瓦隆尼亞)。最後，瓦隆人還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蘭芒族農業生產者的侵犯，因為後者的家庭一般較大，可賺到較多的家庭補貼，這又轉而使他們能夠以接受較低工資來搶掉瓦隆族工人的飯碗。事實上，瓦隆人不滿的總根子是怕在人數上被佛蘭芒人壓倒，從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為，在一切取決於簡單多數的民主製度下，他們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擊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