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戰結束時,法國的大多數舊政黨都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們的信任,這是由於人們把這些政黨同引起戰爭、導致法國戰敗的種種事態聯繫起來,因而認為它們應該對這些事態負責,或是由於這些黨的黨員後來對維希政權所持的態度,或是這兩種原因兼而有之。判斷政黨好壞的後一個標準,如同判斷個人好壞的標準一樣,是看它們同抵抗運動有無關係,如果有的話,是怎樣的關係。法國解放一年以後,萊翁·勃魯姆在1945年9月28日《人民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這一現象概括如下:


    政黨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決於它們接受了多少抵抗運動精神,或者說,取決於它們通過同抵抗運動分子的接觸而使它們的態度發生了多少變化。


    照我個人的看法,這就是為什麽激進黨人和右翼方麵的那些老組織都遭到失敗而人民共和黨卻能取得驚人進展的理由所在。從一種意義上來說,人民共和黨無非是一些舊政黨——天主教右派、中間派集團等——的大聯合,不過這個大聯合的所有各個部分都是曾由抵抗運動的放射性電流暢通無阻地滲透過的。


    根據這種考驗,一向在抵抗運動中擁有卓越地位的共產黨勢必成為最強有力的政黨,事實上,它確也做到了這一點。同時,舊的右翼政黨如共和聯盟和民主同盟,過去就一向是很不鞏固的,現在不可避免地成了最信譽掃地、遭到最嚴重削弱的政黨,因為它們的領導人有好多曾歸附於維希政權。但即使是中間的和左派方麵原來的那些大黨,也受到了嚴重的挫折,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曾在戰爭和戰敗前夕執政而招致公憤,而且也因為它們在對維希政權和德國占領軍的態度方麵,通不過抵抗運動所要求的那種嚴格的品德考驗。甚至是那個激進社會黨,在戰前時代本來深得小商人和個體農民階層很大支持,在議會中介乎左派和右派之間,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在組織當時的每一屆聯合政府時,它總是隨時準備提供幾個強有力的部長人選來擔任重要職務,但盡管如此,在戰後重登政治舞台時,也不免大為遜色。這個黨的國會議員中有極大一部分曾在1940年投票支持貝當;雖然許多人後來已經改悔了,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共同敵人的殺害或監禁,但就整個黨而言,它在抵抗運動中的表現仍是微不足道的,抵補不了當初的過失。


    但是,除了這些考慮之外,形勢也變得不利於象激進社會黨那樣組織起來的政黨。激進社會黨向來隻是一些為選舉而集合起來的人物的一個鬆散的團體,並不是一個結合得很緊的嚴密的組織,因而它一開始就無法在那些戰後出現的、強大而且組織嚴密的“巨石般的龐然大物”麵前保住它原有的地位。沒有德高望重的赫裏歐的領導(赫裏歐被放逐在德國,直到1945年年中才回國)該黨在自我重建時必然是缺乏自信,舉棋不定。而且,它所奉行的主義,也已隨著情勢的演變而顯得荒謬可笑,因為它雖然一向是一個主張改革的黨,但從來不是一個革命黨——而當前的時代氣氛則是革命的。誠然,它曾經兩次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而甚至同共產黨結盟,結盟的基礎是兩黨都討厭戴高樂強有力的個人領導,都不喜歡他對國家的控製。但是,由於它固執地抱住十九世紀法國的一些老觀念不放,反對國有化,至少是反對比較極端的計劃經濟形式,最後它還是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右派——特別是在皮埃爾·科特所領導的黨內“極左”派尋求並取得了同共產黨人的密切聯繫,從而孤立了激進社會黨的真正核心並闡明它自己的思想體係之後,就更是如此。


    激進黨最顯著的特徵,除了它的改良主義熱情外,就是它的反教權主義。但宗教與民主這一對老的對立麵,已由於這次戰爭的影響而搞得模糊不清了,在戰爭期間,不僅天主教的教徒們,而且他們的神父和主教等,都拋卻了他們的信條,同最極端的左翼分子攜起手來,共同抵抗入侵者及其法國走狗們。的確,所有的政黨戰後都顯得向左移動了,連那些實質上保守的黨派(如人民共和黨)也都帶上了一些社會主義色彩,雖然它們更傾向於強調精神和道德方麵的價值,而不是象真正左翼政黨那樣更多地注重物質方麵。甚至連一個新成立的君主主義政黨,也出於機會主義和趕時髦兩方麵的動機而把自己命名為“君主社會黨”。


    乍看之下,更使人大感詫異的是社會黨的衰落,因為就在戰爭爆發前的那幾年,該黨在萊翁·勃魯姆的傑出領導下還扮演著一個起支配作用的角色。然而,如同激進黨一樣,正由於它曾如此長期地參與管理國事,它才容易受到人們的責難,說它應對國家的戰備不足和外交政策的處理失當負責,這就不能不損害到它的威信。更糟的是,舊國民議會的社會黨議員中竟有半數以上曾在1940年7月投票贊成授與貝當以全權,雖然後來這個黨也曾力圖贖罪,雷厲風行地把它戰前的參議員和國民議會議員清洗掉了三分之二,並在抵抗運動中作出了一個總的說來是很好的表現。但是,這個黨之所以衰落,還有其更基本的原因。在戰後的法國,在那革命的、極端主義的氣氛中,社會黨同更富有生氣、更毫無顧忌、更加機會主義的共產黨較量,是肯定要敗下陣來的。在勃魯姆那樣一些人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戰後時代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之間,確實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道義上的鴻溝。前者是從人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而後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卻是國家的無限權力。雖然社會黨人經常重申他們是忠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可他們卻越來越成為一個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政黨了。甚至在1945年(8月份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勃魯姆還重申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國際性的信念;可是,部分地由於他的主觀傾向,部分地由於客觀形勢所迫,正就是他,在法國把社會黨引上了民族主義道路——擴充防務力量,把原來那條在防務和戰爭事務上應持不合作態度的信條完全置之腦後。他認定,社會主義必須通過合法的、議會的道路來達到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可分解地連結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達尼埃爾·梅耶在《人民報》(1946年3月28日)上為該黨提出的主張,說得更加徹底:“法國社會黨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主義的又是國際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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