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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可是，這樣一種值得讚美的和解精神卻同戰後法國的社會情緒不相協調，這一點很快就在幾個方麵表現出來。社會黨在工會方麵的勢力步步下降，最低時它在共產黨占優勢的法國總工會內所能掌握的票數隻有五分之一略多一點；而且共產黨在工會中的這一支配地位並不靠壓服，而是更多地靠高明的政治手腕，通過說服來取得的。法國工人從切身經驗中認識到，共產黨的領導意味著自己境況的改善。舉例來說，1946年7月間，就是依靠共產黨堅決的領導，才挫敗了政府的凍結政策，使工資得以普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會黨人對自己左右兩邊的力量都遷就容忍，但正是由於這樣，卻落得個兩麵都不討好，使自己日益陷於孤立，日益削弱。例如，當該黨一部分人建議成立一個基礎廣泛的勞工聯盟時，另一部分人反對，認為容納資產階級分子加入聯盟，會驅使工人階級分子更無可挽回地投入共產黨的懷抱。另一方麵，它在實行這樣一些建議方麵的猶豫不決，以及它的遲遲不停止同共產黨人的調情，又使它疏遠了許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左派的法國人(這些人在過去也許是會歸向激進黨的)，同時卻有助於壯大新成立的人民共和黨的隊伍。要不要同共產黨人聯合，確是社會黨人特別感到苦惱的一個問題，因為他們還固執著這樣一種錯覺，認為既然就技術意義上來說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它們之間照理不可能存在最近二十年來事實上分隔著它們的那種巨大鴻溝。
1944年11月，哈羅德·拉斯基教授就當時在巴黎召開的社會黨代表大會撰文報導說：
法國的社會黨一般都是願意同共產黨聯合的，要是能夠使他們確信在以後幾年中法國共產黨將會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話。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同我談到工人階級怎樣由於這一荒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們深感不安的是(我認為他們不安是有道理的)，共產黨人同其他共產黨人打交道時用的是一套道德準則，同黨外的人打交道時用的卻是另一套道德準則，而這後一套準則很難說是合乎道義的。
至少拉斯基是意識到這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之間的這一道德觀念上的深淵的，但也象許多別的社會黨人一樣，他不願意正視這樣一個“荒謬的分裂”的事實。他卻用這樣的想法來聊以自慰：“誰都不能否認社會黨[運動]這一活生生的現實……你隻要和這些代表們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覺到，他們是作好了準備並熱切盼望著執政的。”可是，這裏他又讓主觀願望來影響自己的估計了，因為，在那個時候法國社會黨人正明顯地缺乏自信心，特別是，他們由於萊翁·勃魯姆被放逐出國(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國)而失去了他們的導師和先知，其境況類似於赫裏歐被放逐之後的激進黨人。然而，也正是他們的黨魁受到德國人迫害這一事實，再加上他在“裏翁審訊”中的良好表現(這兩點都大大有助於消除早先的幻滅感)，使社會黨和勃魯姆本人都擁有某些可以開始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這些資本的價值在 1946年12月間勃魯姆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時就充分顯示了出來。他這次成功的組閣，又導致他的社會黨同誌拉馬迪埃繼他之後任政府總理，而另一位老資格的社會黨人奧裏奧爾之得以選任為新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與此也不無關係。
因為實際上所有戰前的政黨(除共產黨外)都由於戰爭和國家的被占領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戰爭結束時就有了一個需要填補的政治真空。在填補這一真空方麵，一個嶄新的政黨——人民共和黨——做得很起勁，也相當成功。這個黨在法國被占領期間就已開始秘密活動，當時喬治·皮杜爾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其中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有莫裏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東)憑他們的本能想到，新法國需要有一個新的政黨，它將建立在對大部分法國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則基礎上。第一，新黨將是共和主義的，將繼承1789年的傳統；第二，它雖然絕不自稱為天主教的政黨，但對道義力量和精神力量將持尊重態度；第三，要有助於推動那場因機器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出現而引起的社會經濟革命，促使其達到合乎邏輯的結局——雖然這是要合法地進行的，不能因此而擾亂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這個新政黨在巴黎正式成立時，通過了一個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標，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業和信貸事業國有化、工會參加工業管理等。因為，雖然人民共和黨獲得天主教會和許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們贊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會經濟思想)，卻深恐人們把它和“反動”這一概念等同起來，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黨”。在戰爭的最初階段，法國政局中存在著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黨肯定能從許多方麵立即贏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數其他政黨不一樣，人民共和黨打入了從知識分子到工人階級的所有各個社會階層。它的主義的宗教基礎吸引著許多具有這方麵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會的會員們，而它那大膽的社會觀點，則為它博得了社會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贏得人心的一點是，不論在它的人員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義中，抵抗運動的精神都是顯而易見的。開始的時候，還由於它是對戴高樂“忠心耿耿的黨”，因而撈到了不少資本。當它託庇於這位將軍的威望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斷定他走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由於他作為一個反動分子的名氣愈來愈大，將來隻會妨礙它作為一個進步政黨的發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喪的是，它發現，它一割斷了這一關係，選民們就開始拋棄它。在戴高樂最後帶著他自己的黨“法蘭西人民聯盟”重又出山之後，離棄人民共和黨的動向加速了，因為它的許多支持者現在都轉向了戴高樂。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黨不得不更加強調它同這位將軍之間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著重表明並保持它有別於其他黨派的特色。然而這樣一來，不但導致了個別重要人物的退黨，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離去。
1944年11月，哈羅德·拉斯基教授就當時在巴黎召開的社會黨代表大會撰文報導說：
法國的社會黨一般都是願意同共產黨聯合的，要是能夠使他們確信在以後幾年中法國共產黨將會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話。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同我談到工人階級怎樣由於這一荒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們深感不安的是(我認為他們不安是有道理的)，共產黨人同其他共產黨人打交道時用的是一套道德準則，同黨外的人打交道時用的卻是另一套道德準則，而這後一套準則很難說是合乎道義的。
至少拉斯基是意識到這兩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之間的這一道德觀念上的深淵的，但也象許多別的社會黨人一樣，他不願意正視這樣一個“荒謬的分裂”的事實。他卻用這樣的想法來聊以自慰：“誰都不能否認社會黨[運動]這一活生生的現實……你隻要和這些代表們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覺到，他們是作好了準備並熱切盼望著執政的。”可是，這裏他又讓主觀願望來影響自己的估計了，因為，在那個時候法國社會黨人正明顯地缺乏自信心，特別是，他們由於萊翁·勃魯姆被放逐出國(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國)而失去了他們的導師和先知，其境況類似於赫裏歐被放逐之後的激進黨人。然而，也正是他們的黨魁受到德國人迫害這一事實，再加上他在“裏翁審訊”中的良好表現(這兩點都大大有助於消除早先的幻滅感)，使社會黨和勃魯姆本人都擁有某些可以開始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這些資本的價值在 1946年12月間勃魯姆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時就充分顯示了出來。他這次成功的組閣，又導致他的社會黨同誌拉馬迪埃繼他之後任政府總理，而另一位老資格的社會黨人奧裏奧爾之得以選任為新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與此也不無關係。
因為實際上所有戰前的政黨(除共產黨外)都由於戰爭和國家的被占領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戰爭結束時就有了一個需要填補的政治真空。在填補這一真空方麵，一個嶄新的政黨——人民共和黨——做得很起勁，也相當成功。這個黨在法國被占領期間就已開始秘密活動，當時喬治·皮杜爾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其中特別值得提一下的有莫裏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東)憑他們的本能想到，新法國需要有一個新的政黨，它將建立在對大部分法國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則基礎上。第一，新黨將是共和主義的，將繼承1789年的傳統；第二，它雖然絕不自稱為天主教的政黨，但對道義力量和精神力量將持尊重態度；第三，要有助於推動那場因機器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出現而引起的社會經濟革命，促使其達到合乎邏輯的結局——雖然這是要合法地進行的，不能因此而擾亂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這個新政黨在巴黎正式成立時，通過了一個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標，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業和信貸事業國有化、工會參加工業管理等。因為，雖然人民共和黨獲得天主教會和許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們贊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會經濟思想)，卻深恐人們把它和“反動”這一概念等同起來，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黨”。在戰爭的最初階段，法國政局中存在著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黨肯定能從許多方麵立即贏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數其他政黨不一樣，人民共和黨打入了從知識分子到工人階級的所有各個社會階層。它的主義的宗教基礎吸引著許多具有這方麵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會的會員們，而它那大膽的社會觀點，則為它博得了社會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贏得人心的一點是，不論在它的人員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義中，抵抗運動的精神都是顯而易見的。開始的時候，還由於它是對戴高樂“忠心耿耿的黨”，因而撈到了不少資本。當它託庇於這位將軍的威望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斷定他走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由於他作為一個反動分子的名氣愈來愈大，將來隻會妨礙它作為一個進步政黨的發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喪的是，它發現，它一割斷了這一關係，選民們就開始拋棄它。在戴高樂最後帶著他自己的黨“法蘭西人民聯盟”重又出山之後，離棄人民共和黨的動向加速了，因為它的許多支持者現在都轉向了戴高樂。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黨不得不更加強調它同這位將軍之間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著重表明並保持它有別於其他黨派的特色。然而這樣一來，不但導致了個別重要人物的退黨，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