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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這大膽的第一步之後，戴高樂似乎倒退了，他採取了這樣一種立場，認為一個臨時的政權是沒有資格對國家的經濟製度作根本性變革的。這就使左翼和抵抗運動的那些人大失所望，這些人在1945年3月間再次對他施加壓力，要他立即實現結構改革——換句話說，把基本工業收歸國有。但戴高樂卻把增強國力放在第一位，認為結構改革至少應等到製憲會議選舉以後。同時，國家的財政政策由於財政部長普利文同國民經濟部長孟戴斯-弗朗斯之間觀點有分歧而蒙受損害(這兩人後來都成為法國總理)。前者傾向於採用“正統經濟學”的自由放任的做法，而後者則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綱領，要採取一些嚴峻的措施和管製手段來達到經濟穩定、加速國民經濟恢復的目的。經過長期摩擦之後，孟戴斯-弗朗斯憤然辭職，由普利文接管了他的國民經濟部(1945年4月)。這樣一來，用真正激進一點的辦法來處理當前問題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當地方選舉結果表示出很明顯的左傾趨勢以後，戴高樂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廣播中答應在年底前“作出決定，以便有組織地把煤電等生產的基本工業……以及信貸的管理(通過信貸管理就能指導整個國民經濟)置於國家控製之下，使其隻能為全民族謀利益”。同年6月，他向協商會議提出了由國家控製民用航空的建議，7月間又提出了徵收資本稅和對1940年到 1945年間的財產增益課以特種稅的兩項建議。但甚至這些措施也遠未能滿足左派方麵的要求。勃魯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報》上寫道：法國人民不滿意，因為戴高樂“沒有給他們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動綱領和明確的今後目標”。實際上人們是在責備這位將軍沒有能更好地適應當時的革命氣氛，是在提醒他，群眾對他的支持是以他答應要作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一諾言為基礎的。


    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戴高樂之所以遲遲不肯搞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是由於怕冒犯美國工商業界和政界的輿情，從而失掉取得煤、食品、軍用品等急需物資的機會。但是，更可能接近實情和更簡單的解釋則是：第一，戴高樂對經濟事務和社會問題根本不感興趣；第二，他認為重振國家的實力和威望，即他所說的“上升到強有力的地位”，是當務之急，應該優先考慮。他夢寐以求的是法國重新成為強國，這就使他把重點放在重整軍備和外交政策上，而經濟重建和國內政策則因此而大受影響。他的重整軍備政策和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響，前麵已經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則比較成功，同時也較少引起誤解。的確，他在外交政策方麵的三大主要目標，是法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黨都不會不擁護的：法國重新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確保法國今後安全的充分保障；參與世界和平組織。而且，達到這些要求的主要條件也已充分具備。阿爾薩斯-洛林歸還了法國；薩爾和德國的一部分已劃歸法國占領；法國在盟國對德管製委員會和柏林軍事管製總部裏都已派有代表，還取得了對柏林一個區的管理權。最後，它又作為五大國之一得到了外長會議上五個席位中的一個，而且成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國。


    戴高樂為使他的國家重又成為世界事務中的第一流角色，採取的辦法之一是力圖使它充當英國和俄國之間的聯繫人或仲裁人。於是，在1944年掌權後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訪問，並於1944年12月10日在那裏同蘇聯簽訂了一項二十年同盟互助條約。但另一方麵，與上述行動相輔相成的一個步驟，即同英國也商訂一項條約，則不得不推遲到英法兩國關於德國問題的分歧解決之後，而且事實上，直到戴高樂離職後又過了一年多，這一步驟才最後完成。同俄國締結的這一條約，除了能堵住戴高樂的那些左翼批評者們的嘴之外，無疑地也是符合於人民大眾的總的願望的。他為恢復法國過去的強國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確，要是他回到法國以後給人留下一點他是受製於另一大國的印象的話，他的聲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華盛頓和倫敦關係搞得不那麽融洽，以及他在那裏以不肯隨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於他在國內的處境，因為，法國近來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間引起了類似的心情，即那種倔強自信、處處強調獨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節 政黨的演變


    (一)舊政黨的狀況和新政黨的興起


    戰爭給法國政治生活帶來的變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過於政黨的性質、各黨派的規模、黨派的數目等方麵的變化了。誠然，法國的政黨，同其他國家例如英國的政黨比起來，一向有著全然不同的性質，然而它們最顯著的一個特色是它們為數很多而每一個都單獨起不了什麽作用。過去常有人說，在法國，一般的政客都認為一個理想的政黨應隻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當選做官的投票者。總而言之，當時確是存在著過多的黨派，其名稱常常隻是些沒有什麽意義的標籤；這些黨派，即使還不是直認不諱的機會主義政黨，其據以立黨並據以相互對立的東西，往往都是些比較瑣細的概念和比較微不足道的利害關係，而不是什麽主義或觀點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這些政黨或多或少都擁有一些代表的議會裏，當時的政府要確保一個足以進行工作的多數(哪怕隻是確保暫時一段時期的多數)的話，就必須在這許多黨派之間作成一些交易。由於同樣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隻是調動幾個部長，以使議會內各黨派各種意見之間的均勢發生了波動時能有所反映而已。這樣，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國憲法體製下行政部門所固有的軟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們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無策和更不穩定。不過，其中也有某些與之相應的有利之處。如果說倒閣容易，組閣至少也是很快的。政黨內部黨員之間的關係既鬆散，共同組閣的各黨之間的關係也鬆散，這就有助於培養出那種特別有才華、獨立自恃的政客，他們比較地不受黨派的束縛，因而在必要時可以對黨派間的爭議作出仲裁，不費勁地充當聯合政府的首腦。這一舊秩序也還有如下一個好處：由於經常有妥協的必要，就不會形成那種龐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團，而那樣的集團是很可能會拋棄民主程序而訴諸武力來達到它們的目的的。這一點，對於一個過去常常發生內訌的國家來說確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