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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然，法國戰後局勢中這兩個主要特徵——左派與右派間舊隙的加深和那些“巨石般的龐然大物”的出現——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不錯，共產黨是出現的第一塊巨石；是它的挑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組成強大抗衡力量的反響。但從另一方麵來說，要是沒有舊隙的加深，共產黨是不可能在戰爭中變得如此強大的；這種舊時的裂痕，遠沒有因戰爭和占領時期經受共同的嚴峻考驗而有所彌合，事實上卻因此而更加擴大了。
但是，如果法蘭西民族沒有設法去培育一支緩衝力量來抵銷這些極端傾向，那就無異是自取滅亡。事實上，人民共和黨這一新的溫和的天主教政黨的誕生和迅速興起，最初曾使人們產生了一些希望，以為它將滿足這一要求。可是，戰後初期，法國政治氣氛中左翼處於壓倒優勢，在強大而自認不諱的右翼力量尚未出現以前，人民共和黨迫於形勢，不得不扮演著右翼的角色。同時，它一方麵要努力表示進步，並作為抵抗運動的兒女，要繼續保持這一運動過去的革命鬥爭精神，另一方麵又要努力表示保守，要維持它跟政治上可疑的教會以及政治上同樣可疑的戴高樂之間的關係，在當時妥協和節製的氣氛逐漸消失的情況下，這種做法使人民共和黨失去了許多支持。支配著解放後法國政治舞台的那第三塊、雖然總是最弱的一塊巨石社會黨，由於同樣的原因，也無力獨自擔當起緩衝者的角色。因為社會黨一方麵由於它同“教會的、反動的”人民共和黨合作並受其牽累而在同共產黨較量中遭到嚴重的損失，另一方麵，當它過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時候又輸給了人民共和黨好多選票。因此，這兩個可能的中間派政黨都愈來愈失勢，終於損害了它們自己而便宜了這一個或那一個極端派政黨。的確，在一段時期內，看來好象法國是在有意造成極端派之間的衝突，從而招致民族自身的毀滅。但幸而，自我保存的本能產生了所謂“第三種勢力”。這是一個由這樣一些社會黨人、激進黨人和人民共和黨人混合組成的緩衝力量，在這些人看來，共產黨還是太左，而戴高樂的黨則還太右。此後，這“第三種力量”取得了足夠的群眾支持，得以在世界事務進程的一個重要關鍵時刻在法國執政，他們之所以能贏得支持，是因為人們相信，舍此而外的任何另一種選擇都必然意味著內戰。
隻有在抵抗運動富於魅力的一段時間已經過去，而且象徵著這一運動的令人畏懼的人物戴高樂暫時引退之後，人們才看清楚，戰爭不僅出乎意料地沒有帶來什麽變化，而且使早就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變得更加明白無疑了：基本的政治衝突仍然是階級鬥爭——雖然即便如此，它往往還有幾個相互交錯的側麵。例如，它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無非是中產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同時卻也是城市工人階級同農村工人階級的衝突，部分地也是大資產階級同小資產階級的衝突。但是現在衝突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了。大戰期間，共產黨人憑著他們在抵抗運動中所處的卓越地位，幾乎贏得了愛國主義的全部專利權。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工人曾不加懷疑地跟著共產黨人，在他們強有力的領導下抵抗侵略者。但在這以前，愛國主義幾乎全部是由資產階級獨占著的——事實上這是他們手裏的一張王牌。然而在戰爭期間，資產階級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進退維穀的困境。如果他們同德國人合作，他們就明顯地犯了最赤裸裸的賣國罪行；可是，如果他們參加了抵抗運動，那末不僅使他們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不忠於國家的合法當局——盡管那就是維希政府——而且還使他們自己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
法國資產階級中，那些雖選擇了服從維希政府的道路，卻沒有在任何方麵同德國人實際進行勾結的人，除了隻是有點軟弱被動或判斷失當之外是沒有什麽更大的過錯可以責備自己的；但事實是，他們確是受到了責備——而且這種責備常常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自己在這方麵有著比被指責者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現在攻擊自己的鄰人則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自己的注意。這種事實也是法國戰後社會中所出現的悲劇之一。另一方麵，那些參加了抵抗運動的許多資產階級分子，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的內心痛苦也許同樣巨大；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原是想在國家危急時期拋開政治分歧，但是為了實現這一值得讚美的願望，卻使他們自己落入了共產黨人的手掌之中，而共產黨人則是一心要在戰爭勝利之後永遠結束資產階級在國家公共事務中的特殊勢力和統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時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黨似乎為諸如這樣的一些人提供了一個集合點和一個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黨在戰後早期選舉中之所以能獲得驚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於此。而且在開始時，左傾氣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黨看起來幾乎象是一個右派政黨了。但當人民共和黨的基本“左派性質”甚至也變得明顯的時候，一大部分資產階級就都轉而支持那些應運而起的新的右派政黨——自由共和黨，戴高樂聯盟，最後則是戴高樂的反共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黨了。
如果說資產階級在法國據有支配地位為時已久——也許是已經太長久了——那末就占全國起作用的人口總數和選民人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農民階級而言，這也同樣是適用的。盡管存在著城鄉之間的總的對立，這兩個階級卻都以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真正繼承者和反對專製政府的個人自由扞衛者自居，誇大而且過分地延長著它們原先扮演過的這一角色，因而都已養成了在國家事務中發號施令的習慣。更有甚者，法國的經濟結構，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歐洲，是很有些不合時宜的：賦稅製度使資本家和農民有可能逃避他們應付的那份納稅負擔或甚至幾乎完全豁免這一義務；同時，他們對工業化或現代化存有偏見，因而不大肯向工業投資。小農所有製的盛行意味著一般都用現鈔而不用支票作為交換媒介。而這又轉而意味著對那些為人們所廣泛需用的產品征課消費稅要比徵收直接所得稅更加便當。政府財政的依賴消費稅，則又意味著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勢必要藉助於舉債以增加其收入，而這又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同時，與此相應的一個情況是，普遍存在著小型的工商企業，而店主們又沒有記帳和編送會計報表的責任，這就不但給政府造成了類似於小農製所帶來的困難，而且妨礙著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採用。
但是，如果法蘭西民族沒有設法去培育一支緩衝力量來抵銷這些極端傾向，那就無異是自取滅亡。事實上，人民共和黨這一新的溫和的天主教政黨的誕生和迅速興起，最初曾使人們產生了一些希望，以為它將滿足這一要求。可是，戰後初期，法國政治氣氛中左翼處於壓倒優勢，在強大而自認不諱的右翼力量尚未出現以前，人民共和黨迫於形勢，不得不扮演著右翼的角色。同時，它一方麵要努力表示進步，並作為抵抗運動的兒女，要繼續保持這一運動過去的革命鬥爭精神，另一方麵又要努力表示保守，要維持它跟政治上可疑的教會以及政治上同樣可疑的戴高樂之間的關係，在當時妥協和節製的氣氛逐漸消失的情況下，這種做法使人民共和黨失去了許多支持。支配著解放後法國政治舞台的那第三塊、雖然總是最弱的一塊巨石社會黨，由於同樣的原因，也無力獨自擔當起緩衝者的角色。因為社會黨一方麵由於它同“教會的、反動的”人民共和黨合作並受其牽累而在同共產黨較量中遭到嚴重的損失，另一方麵，當它過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時候又輸給了人民共和黨好多選票。因此，這兩個可能的中間派政黨都愈來愈失勢，終於損害了它們自己而便宜了這一個或那一個極端派政黨。的確，在一段時期內，看來好象法國是在有意造成極端派之間的衝突，從而招致民族自身的毀滅。但幸而，自我保存的本能產生了所謂“第三種勢力”。這是一個由這樣一些社會黨人、激進黨人和人民共和黨人混合組成的緩衝力量，在這些人看來，共產黨還是太左，而戴高樂的黨則還太右。此後，這“第三種力量”取得了足夠的群眾支持，得以在世界事務進程的一個重要關鍵時刻在法國執政，他們之所以能贏得支持，是因為人們相信，舍此而外的任何另一種選擇都必然意味著內戰。
隻有在抵抗運動富於魅力的一段時間已經過去，而且象徵著這一運動的令人畏懼的人物戴高樂暫時引退之後，人們才看清楚，戰爭不僅出乎意料地沒有帶來什麽變化，而且使早就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變得更加明白無疑了：基本的政治衝突仍然是階級鬥爭——雖然即便如此，它往往還有幾個相互交錯的側麵。例如，它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無非是中產階級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同時卻也是城市工人階級同農村工人階級的衝突，部分地也是大資產階級同小資產階級的衝突。但是現在衝突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了。大戰期間，共產黨人憑著他們在抵抗運動中所處的卓越地位，幾乎贏得了愛國主義的全部專利權。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工人曾不加懷疑地跟著共產黨人，在他們強有力的領導下抵抗侵略者。但在這以前，愛國主義幾乎全部是由資產階級獨占著的——事實上這是他們手裏的一張王牌。然而在戰爭期間，資產階級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進退維穀的困境。如果他們同德國人合作，他們就明顯地犯了最赤裸裸的賣國罪行；可是，如果他們參加了抵抗運動，那末不僅使他們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說不忠於國家的合法當局——盡管那就是維希政府——而且還使他們自己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
法國資產階級中，那些雖選擇了服從維希政府的道路，卻沒有在任何方麵同德國人實際進行勾結的人，除了隻是有點軟弱被動或判斷失當之外是沒有什麽更大的過錯可以責備自己的；但事實是，他們確是受到了責備——而且這種責備常常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自己在這方麵有著比被指責者更為嚴重的問題，他們現在攻擊自己的鄰人則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自己的注意。這種事實也是法國戰後社會中所出現的悲劇之一。另一方麵，那些參加了抵抗運動的許多資產階級分子，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們的內心痛苦也許同樣巨大；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原是想在國家危急時期拋開政治分歧，但是為了實現這一值得讚美的願望，卻使他們自己落入了共產黨人的手掌之中，而共產黨人則是一心要在戰爭勝利之後永遠結束資產階級在國家公共事務中的特殊勢力和統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時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黨似乎為諸如這樣的一些人提供了一個集合點和一個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黨在戰後早期選舉中之所以能獲得驚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於此。而且在開始時，左傾氣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黨看起來幾乎象是一個右派政黨了。但當人民共和黨的基本“左派性質”甚至也變得明顯的時候，一大部分資產階級就都轉而支持那些應運而起的新的右派政黨——自由共和黨，戴高樂聯盟，最後則是戴高樂的反共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黨了。
如果說資產階級在法國據有支配地位為時已久——也許是已經太長久了——那末就占全國起作用的人口總數和選民人數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農民階級而言，這也同樣是適用的。盡管存在著城鄉之間的總的對立，這兩個階級卻都以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真正繼承者和反對專製政府的個人自由扞衛者自居，誇大而且過分地延長著它們原先扮演過的這一角色，因而都已養成了在國家事務中發號施令的習慣。更有甚者，法國的經濟結構，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歐洲，是很有些不合時宜的：賦稅製度使資本家和農民有可能逃避他們應付的那份納稅負擔或甚至幾乎完全豁免這一義務；同時，他們對工業化或現代化存有偏見，因而不大肯向工業投資。小農所有製的盛行意味著一般都用現鈔而不用支票作為交換媒介。而這又轉而意味著對那些為人們所廣泛需用的產品征課消費稅要比徵收直接所得稅更加便當。政府財政的依賴消費稅，則又意味著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勢必要藉助於舉債以增加其收入，而這又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同時，與此相應的一個情況是，普遍存在著小型的工商企業，而店主們又沒有記帳和編送會計報表的責任，這就不但給政府造成了類似於小農製所帶來的困難，而且妨礙著現代工業生產方法的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