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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採用的間接稅和通貨膨脹性的財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國為保持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健全發展而最需要鼓勵的那個階級——城市產業工人。這些人,充滿著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懣,覺得自己所承受的負擔最多最重而所得的報酬卻最少最薄,就變得越來越想反抗,轉而求助於那立誓要摧毀特權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了。同時應該記住,一個經濟社會集團和其他經濟社會集團之間的這種怨恨情緒總是雙方麵的。如果說城市工人由於看到農民沒有能付足他們應負擔的那份政府開支,以及當城市工人們在挨餓時農民們卻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種景象(甚至在經濟蕭條時期也是如此)而大為不滿的話,那末,在農民方麵,也通過對照自己無休止的辛苦勞動,而對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周四十小時工作製、工資照付的休假等等好處同樣地感到憤憤不平。同樣地,那種想把進步立法所規定的待遇擴大到全體人民的嚐試,引起了各個享有特權的、不靠工資為生的階級的反感,並激起了他們對整個社會保險製度的敵意。事實上,解放後興起的勞工,擁有一個強大的組織,並在精神上勝過那些信譽掃地的僱主勢力,這一事實本身使後者的態度變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結果,不僅是政治上更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公民感的進一步下降——每一個社會集團和階級都趨向於以我為核心,趨向於隻關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難——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決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因此,資產階級集合在新出現的右派政黨周圍,以抗衡集合在共產黨一邊的工人們,這一事態發展,隻能使法國政治中的離心傾向更加嚴重。
不僅如此,在遠非戰前年代所能比擬的這一次空前強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結中,一些新政黨的組織者們有時會由於太熱中於組成一條反共“陣線”而對維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歡迎的人所有的缺點錯誤予以寬容。這樣就又加劇了國內的分裂,而且使共產黨人所竭力利用和傳播的那種觀點,即凡是反對共產黨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成為可信的了。不過,那些擁護共產黨的法國人對於共產黨的缺點錯誤、反覆無常及其國外聯繫等所抱的那種熟視無睹的態度,也同樣是令人驚奇的。法國工人們之所以易於忽視共產黨的這些缺點,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在過去,工人們的革命成果總是被人奪走;他們總是被那些並不真正代表他們和他們利益的領導者或同事們所出賣或踢開。而且,和共產黨採取共同立場,這一方針是一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是戰時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續,在戰時,共產黨不但培育了那種既反對過去舊事物,又反對維希反動政權的自發反抗精神,而且還給了人們很深的印象,使人們覺得,積極體現著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運動是由他們共產黨人主宰著的。
最後還必須提到這樣一點:解放時的氣氛特別有利於極端的政治主張。首先,物質方麵的損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並不那麽突出地限製在局部地區,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毀壞了。其次,精神上的衝擊顯然更要大得多:慘敗以後接著又遭到勝利者的占領,這對法國來說比對其他受到類似遭遇的國家更加難堪,因為好幾個世紀來它是一向列為強國之一的——往往還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其三,確有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情況,雖然可能還不普遍,但從個別的一些事實和地區來看,也嚴重得足以引起廣泛的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裏,有為數相當可觀的一小部分人靠戰爭和德軍的占領而發了財,由於有黑市,他們在過去四年中簡直沒有感到任何艱苦。而在同一城市內,卻有一大批人隻能在生命線上勉強掙紮。這種異乎尋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產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產黨人認為妥協更符合他們的計劃的話,解放後流傳了好幾個月的關於即將發生共產黨政變的謠言是可能成為事實的。
第二節 解放前的發展趨勢
(一)地下法國以及自由法國運動內部的各種政治趨勢和憲政理論
當人們考慮到,戴高樂在能夠實現他那恢復祖國偉大穩定的目標和抱負之前,首先不僅要爭取到盟國的承認,而且還必須贏得他自己的同胞們(法國國內的以及在國外的法國人)的認可,人們就不能不對他的個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奮鬥歷程,在本文所涉及的這段時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別處另有詳細敘述。如果他真要達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領民族解放委員會返回法國本土以後,立即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對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對恢復民主政體的誠意。早在流亡阿爾及爾期間,就已成立了一個臨時協商會議(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個成員組成,其中二十人是維希政權之前的議會議員,餘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國本土和北非各個抵抗運動團體的領袖和成員。曾有很長一個時期,盟國的領袖們對戴高樂是否代表著法國國內足夠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給予承認,是有懷疑的,而這一點同抵抗運動中許多左翼領導人對這位將軍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義所抱的懷疑態度不是沒有關係的。不過,這些懷疑終於克服了,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同意接受戴高樂的早已被公認了的全麵領導地位,至少到法國國土重獲自由為止。作為交換,戴高樂也同意尊重抵抗運動關於法國的前途和製度方麵的願望。
不僅如此,在遠非戰前年代所能比擬的這一次空前強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結中,一些新政黨的組織者們有時會由於太熱中於組成一條反共“陣線”而對維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歡迎的人所有的缺點錯誤予以寬容。這樣就又加劇了國內的分裂,而且使共產黨人所竭力利用和傳播的那種觀點,即凡是反對共產黨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成為可信的了。不過,那些擁護共產黨的法國人對於共產黨的缺點錯誤、反覆無常及其國外聯繫等所抱的那種熟視無睹的態度,也同樣是令人驚奇的。法國工人們之所以易於忽視共產黨的這些缺點,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他們本能地感覺到:在過去,工人們的革命成果總是被人奪走;他們總是被那些並不真正代表他們和他們利益的領導者或同事們所出賣或踢開。而且,和共產黨採取共同立場,這一方針是一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是戰時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續,在戰時,共產黨不但培育了那種既反對過去舊事物,又反對維希反動政權的自發反抗精神,而且還給了人們很深的印象,使人們覺得,積極體現著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運動是由他們共產黨人主宰著的。
最後還必須提到這樣一點:解放時的氣氛特別有利於極端的政治主張。首先,物質方麵的損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並不那麽突出地限製在局部地區,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毀壞了。其次,精神上的衝擊顯然更要大得多:慘敗以後接著又遭到勝利者的占領,這對法國來說比對其他受到類似遭遇的國家更加難堪,因為好幾個世紀來它是一向列為強國之一的——往往還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其三,確有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情況,雖然可能還不普遍,但從個別的一些事實和地區來看,也嚴重得足以引起廣泛的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裏,有為數相當可觀的一小部分人靠戰爭和德軍的占領而發了財,由於有黑市,他們在過去四年中簡直沒有感到任何艱苦。而在同一城市內,卻有一大批人隻能在生命線上勉強掙紮。這種異乎尋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產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產黨人認為妥協更符合他們的計劃的話,解放後流傳了好幾個月的關於即將發生共產黨政變的謠言是可能成為事實的。
第二節 解放前的發展趨勢
(一)地下法國以及自由法國運動內部的各種政治趨勢和憲政理論
當人們考慮到,戴高樂在能夠實現他那恢復祖國偉大穩定的目標和抱負之前,首先不僅要爭取到盟國的承認,而且還必須贏得他自己的同胞們(法國國內的以及在國外的法國人)的認可,人們就不能不對他的個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奮鬥歷程,在本文所涉及的這段時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別處另有詳細敘述。如果他真要達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領民族解放委員會返回法國本土以後,立即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對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對恢復民主政體的誠意。早在流亡阿爾及爾期間,就已成立了一個臨時協商會議(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個成員組成,其中二十人是維希政權之前的議會議員,餘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國本土和北非各個抵抗運動團體的領袖和成員。曾有很長一個時期,盟國的領袖們對戴高樂是否代表著法國國內足夠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給予承認,是有懷疑的,而這一點同抵抗運動中許多左翼領導人對這位將軍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義所抱的懷疑態度不是沒有關係的。不過,這些懷疑終於克服了,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同意接受戴高樂的早已被公認了的全麵領導地位,至少到法國國土重獲自由為止。作為交換,戴高樂也同意尊重抵抗運動關於法國的前途和製度方麵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