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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公民投票結果，贊成共和政體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贊成君主政體的為一千零七十一萬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數票為數也不小，這也許是同5月9日國王維克多·艾曼努爾讓位給他兒子的這一行動有點關係的。北方傾向於投共和政體的票，南方則傾向於贊成君主政體，但各個區的詳細投票數字表明，南方投票贊成共和政體的遠較預期的為多。公民投票結果初步公布後，烏姆貝托國王不願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國，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緊張氣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壓力下終於在6月13日離國後，氣氛才緩和下來。政權的改變是以相當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 日，製憲會議選舉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師、無黨派人士恩裏科·德·尼古拉為臨時國家元首。
(四)共產主義的挑戰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貝利重新執政，其內閣不僅包括天主教民主黨人和其他兩三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還包括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共產黨人留在內閣裏近一年之久。然而，共產黨和天主教民主黨都已在擺開陣勢準備“冷戰”了。天主教民主黨在各大黨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選民有許多是想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或極端保守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但也有許多是那些認為危險主要來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該黨內部兩個極端——大小僱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為一端，主張改革者和較窮苦的人為另一端——連繫起來的一條最堅固的、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紐帶。不久就在一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改革這一迫切而重要的問題上)暴露出意見紛歧。在義大利，傾向於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國那樣有力量(加斯貝利本人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許多屬於溫和左派的知識分子則覺得接受不了一個天主教的黨，他們越來越感到自己正被擠壓在黑色和紅色兩大磨石之間。那些較下層的、較少關心政治的選民，特別是鄉村中的選民，在作出政治取捨方麵，反應就遠沒有那麽迅敏：要是選舉日適逢星期天，在去做彌撒的同時順路投共產黨的票，他們是不會覺得有什麽錯或甚至有什麽奇怪的。1946年選舉時教會曾插手反對共產黨，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後的各次選舉中，教會捲入黨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會宣布共產黨人很可能被開除教籍。雖然天主教民主黨仍然否認它是教會人士的黨，但在1948年以後，該黨的選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動會——一個聽命於教會的非神職人員的組織——進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經費來源靠它黨員中的富人一樣。
義大利共產黨當時是蘇聯以外最大的共產黨(黨員人數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萬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萬五千人)，雖然法國共產黨在1946年選舉中得票比它還多一百萬張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論種族、宗教信仰和哲學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產黨。知識分子、天主教徒、婦女、退伍軍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歡迎。共產黨在某些農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說明：1946年共產黨員數占當地人口比重最高的兩個區是艾米利亞和托斯卡納，前者是肥沃的農業區，有著大量的貧苦農民和無地僱工，後者雖遠沒有那麽貧困，但那裏的農民寄希望於共產黨，希望共產黨能給他們帶來土地改革，使他們從佃農變為自己田園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產黨的力量強；在倫巴第則是社會黨的力量強。共產黨員總數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 1947年時隻有五分之一，在 1946年和1948年隻占八分之一。在開始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很不重視，甚至有報導說，該黨的主要知識分子孔切托·馬凱西教授曾於1945年4月間公開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沒有教條的經濟社會綱領，而把辯證唯物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糟粕”。
的確，共產黨從其早期——特別是從它最優秀的組織者和思想家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1937年死於法西斯監獄)——繼承了一種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傾向，這一傾向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入黨的許多知識分子中重又出現。兩三年後，似乎對那些“主張‘自由發表意見’和‘自由犯錯誤’的人”採取了比較嚴厲的態度。在當時的共產黨報刊和黨代表大會會議記錄中可以找到一些頗能反映出這方麵情況的長篇大論，談的是黨內自由討論在使馬克思主義“活的理論”適用於每個國家特定時刻的具體情況方麵所起的作用，和怎樣才能使黨員們的思想同黨的指示命令“協調起來”等等。
1943-1946 年間共產黨的迅速發展是不難解釋的。它在法西斯統治的大部分時期內保存著秘密地下組織，使它在抵抗運動方麵有一個飛躍的起步，其他的黨則因完全缺乏經驗而在喪失優秀成員。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工作效能，在對義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黨樹立了很大的聲望，而且正是這些品質，加上它對可能出現的任何對手採用的那種毫無忌憚和殘酷無情的策略手段，為它贏得了支配抵抗運動的主導地位，在這一運動中，三個左翼政黨是常常合力對付其他黨派的。由共產黨領導、但對非共產黨人也開放的“加裏波迪”大隊，是替該黨招募和訓練積極分子的一個極好的工具，這種積極分子對黨開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項活動來說都是極為必要的。
(四)共產主義的挑戰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貝利重新執政，其內閣不僅包括天主教民主黨人和其他兩三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還包括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共產黨人留在內閣裏近一年之久。然而，共產黨和天主教民主黨都已在擺開陣勢準備“冷戰”了。天主教民主黨在各大黨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選民有許多是想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或極端保守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但也有許多是那些認為危險主要來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該黨內部兩個極端——大小僱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為一端，主張改革者和較窮苦的人為另一端——連繫起來的一條最堅固的、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紐帶。不久就在一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改革這一迫切而重要的問題上)暴露出意見紛歧。在義大利，傾向於民主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國那樣有力量(加斯貝利本人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許多屬於溫和左派的知識分子則覺得接受不了一個天主教的黨，他們越來越感到自己正被擠壓在黑色和紅色兩大磨石之間。那些較下層的、較少關心政治的選民，特別是鄉村中的選民，在作出政治取捨方麵，反應就遠沒有那麽迅敏：要是選舉日適逢星期天，在去做彌撒的同時順路投共產黨的票，他們是不會覺得有什麽錯或甚至有什麽奇怪的。1946年選舉時教會曾插手反對共產黨，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後的各次選舉中，教會捲入黨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會宣布共產黨人很可能被開除教籍。雖然天主教民主黨仍然否認它是教會人士的黨，但在1948年以後，該黨的選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動會——一個聽命於教會的非神職人員的組織——進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經費來源靠它黨員中的富人一樣。
義大利共產黨當時是蘇聯以外最大的共產黨(黨員人數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萬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萬五千人)，雖然法國共產黨在1946年選舉中得票比它還多一百萬張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論種族、宗教信仰和哲學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產黨。知識分子、天主教徒、婦女、退伍軍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歡迎。共產黨在某些農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說明：1946年共產黨員數占當地人口比重最高的兩個區是艾米利亞和托斯卡納，前者是肥沃的農業區，有著大量的貧苦農民和無地僱工，後者雖遠沒有那麽貧困，但那裏的農民寄希望於共產黨，希望共產黨能給他們帶來土地改革，使他們從佃農變為自己田園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產黨的力量強；在倫巴第則是社會黨的力量強。共產黨員總數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 1947年時隻有五分之一，在 1946年和1948年隻占八分之一。在開始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很不重視，甚至有報導說，該黨的主要知識分子孔切托·馬凱西教授曾於1945年4月間公開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沒有教條的經濟社會綱領，而把辯證唯物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糟粕”。
的確，共產黨從其早期——特別是從它最優秀的組織者和思想家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1937年死於法西斯監獄)——繼承了一種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傾向，這一傾向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入黨的許多知識分子中重又出現。兩三年後，似乎對那些“主張‘自由發表意見’和‘自由犯錯誤’的人”採取了比較嚴厲的態度。在當時的共產黨報刊和黨代表大會會議記錄中可以找到一些頗能反映出這方麵情況的長篇大論，談的是黨內自由討論在使馬克思主義“活的理論”適用於每個國家特定時刻的具體情況方麵所起的作用，和怎樣才能使黨員們的思想同黨的指示命令“協調起來”等等。
1943-1946 年間共產黨的迅速發展是不難解釋的。它在法西斯統治的大部分時期內保存著秘密地下組織，使它在抵抗運動方麵有一個飛躍的起步，其他的黨則因完全缺乏經驗而在喪失優秀成員。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工作效能，在對義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黨樹立了很大的聲望，而且正是這些品質，加上它對可能出現的任何對手採用的那種毫無忌憚和殘酷無情的策略手段，為它贏得了支配抵抗運動的主導地位，在這一運動中，三個左翼政黨是常常合力對付其他黨派的。由共產黨領導、但對非共產黨人也開放的“加裏波迪”大隊，是替該黨招募和訓練積極分子的一個極好的工具，這種積極分子對黨開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項活動來說都是極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