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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六黨執政”有著某些明顯的不利條件:各黨不管其實力大小,在內閣裏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黨間平衡得非常均勻,甚至有一個時候一位正統派的經濟學家在國庫部負責總的經濟政策,而一位共產黨人則在財政部主管稅收。而且“六黨執政”的時候,正是日子很不好過的戰爭最後一年和繼此之後的那段幾乎可以說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時期,那時重建工作剛在困難重重中開始,而舊時代的種種腐惡已在悄悄地死灰復燃,來嘲弄抵抗運動所抱有的很高期望。這個時候最危險的特徵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這不僅是由於共產黨的鼓動,同樣重要的也是由於貧困和社會不公正這樣一些無可迴避的事實。必須處理的首要問題之一是遊擊隊員的復員。遊擊隊員中有很多人,也許多達五十萬人,隻是偶爾幫助過一下抵抗運動,或者參加得很遲,隻來得及趕上最後總起義,或者甚至更遲;但是也有二十萬左右男女隊員,服務於抵抗運動的時間相當長,相當負責,足以稱得上“戰鬥的遊擊隊員”。政府對待他們並不是很慷慨的,也沒有能及時地關心解決他們的疾苦。左派堅持要把大量這樣的遊擊隊員吸收到輔助警察部隊或陸軍中去(雖然軍事當局怕共產黨滲入,極不願意吸收他們)。許多遊擊隊員,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話,是樂於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運動裏當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帶槍的好鬥分子。而且,遊擊隊員的裝備有許多始終沒有上交給盟國或義大利當局,據信這些裝備被那些遍布於義大利北方的共產黨人和右派遊擊隊藏匿起來了。
在可能舉行地方選舉以前,市長和市政委員會是由各省省長徵得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意後從六黨黨員中選拔委任的。然而,省長們自己是由盟國軍政府或義大利政府任命的,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職業文官,同當地的抵抗運動毫無關係。盟國軍政府據說甚至任命過這種人去接替代行省長職權的抵抗運動領袖,或比這更糟,還任命過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為重建正常的議會製政府和準備選舉的第一步,政府召開了一個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於 1945年9月25日在羅馬舉行。協商會議的成員是由所有各個黨(不限於參加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那幾個黨)、各個工會、各個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退伍軍人組織等提名的;某些反對法西斯的前議員也被邀參加協商會議。可是,在協商會議和市政委員會之外,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各省市中的組織係統網實際上形成了另一個臨時行政機構,對國王和政府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的確,根據與盟軍達成的協議,北部義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從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國軍政府接管時為止,曾經統治過倫巴第。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各黨——共產黨、社會黨和行動黨——原希望在未舉行大選以前讓民族解放委員會行使廣泛的行政權和立法權,甚至司法權;但是,為減輕右派的顧慮起見,於1945年6月間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商定即使在選舉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員會也隻應有諮詢的權力,而在選舉之後就隻能保留這些委員會作為黨派間的一種聯絡機構。1946年7月經作出決定,索性把它們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離主義也是一個不能不估計在內的問題。在西西裏,以安德裏亞·菲諾基阿羅-阿普裏爾為首的分離主義運動,在某幾個負責民政事務的西西裏裔美籍軍官的贊助慫恿下,顯然一直在向兩個占領國當局接近,表示友好。義大利當局最後取締了這個運動,並不得不於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間派兵去對付分離主義者的隊伍。在瓦萊達奧斯塔也有類似的運動。總的說來,許多義大利人也都感到現在是改變一下那種高度中央集權製的時候了,這一中央集權的製度還是在十九世紀中,當義大利的許多情況各異的地區被統一起來時由皮埃蒙特人強加給這個國家的,後來中央集權方便了法西斯統治,而法西斯黨人又大大地擴展了中央集權。到1946年底,西西裏、撒丁和瓦萊達奧斯塔都已獲準採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製度。至於南蒂羅爾,除了國際方麵的問題外,還有地方自治方麵的問題,以及威尼斯-朱利亞的情況,都將在下文說明。
最近,1948年的義大利憲法把全國劃分為十九個大區,除行政權外還各賦予立法權。天主教民主黨以前雖曾是地方分權原則的有力支持者,但並不急於要冒在國內建立一些共產黨國家的風險。實際建立地區自治製度的立法被長期拖延著,到本書執筆時,除西西裏、撒丁、瓦萊達奧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羅爾(阿爾托-阿迪傑)和特蘭提諾的一個大區外,任何地方都還沒有實行地區自治。
(三)1946年的選舉和共和國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舉行了製憲會議選舉並就君主政體問題舉行了公民投票。製憲會議的五百五十二個席位中,天主教民主黨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萬三千二百零八票);社會黨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產黨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黨在內的民族民主集團得四十一席;行動黨(已開始分裂,最後於1947年12月解散)隻得七席;而古格利埃爾莫·齊安尼尼的那個新冒出來的平民黨卻獲得了一百二十萬九千九百十八張選票和三十個議席(該黨致力爭取的對象大體上也就是1919-1922年間法西斯主義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層中產階級分子)。市政選舉在1946年3-4月間舉行,但米蘭以外的其他各個大城市不在此列(它們到10-11月間才舉行市政選舉),南蒂羅爾和威尼斯-朱利亞也不在內。在這些選舉中占優勢的仍然是6月大選中領先的那三個黨,在許多地方,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是結成聯盟參加競選的,他們贏得了多數大城市。平民黨在羅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選舉中表現得不錯,但此後就湮沒無聞了。
在可能舉行地方選舉以前,市長和市政委員會是由各省省長徵得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意後從六黨黨員中選拔委任的。然而,省長們自己是由盟國軍政府或義大利政府任命的,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職業文官,同當地的抵抗運動毫無關係。盟國軍政府據說甚至任命過這種人去接替代行省長職權的抵抗運動領袖,或比這更糟,還任命過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為重建正常的議會製政府和準備選舉的第一步,政府召開了一個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於 1945年9月25日在羅馬舉行。協商會議的成員是由所有各個黨(不限於參加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那幾個黨)、各個工會、各個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退伍軍人組織等提名的;某些反對法西斯的前議員也被邀參加協商會議。可是,在協商會議和市政委員會之外,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各省市中的組織係統網實際上形成了另一個臨時行政機構,對國王和政府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的確,根據與盟軍達成的協議,北部義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從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國軍政府接管時為止,曾經統治過倫巴第。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各黨——共產黨、社會黨和行動黨——原希望在未舉行大選以前讓民族解放委員會行使廣泛的行政權和立法權,甚至司法權;但是,為減輕右派的顧慮起見,於1945年6月間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商定即使在選舉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員會也隻應有諮詢的權力,而在選舉之後就隻能保留這些委員會作為黨派間的一種聯絡機構。1946年7月經作出決定,索性把它們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離主義也是一個不能不估計在內的問題。在西西裏,以安德裏亞·菲諾基阿羅-阿普裏爾為首的分離主義運動,在某幾個負責民政事務的西西裏裔美籍軍官的贊助慫恿下,顯然一直在向兩個占領國當局接近,表示友好。義大利當局最後取締了這個運動,並不得不於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間派兵去對付分離主義者的隊伍。在瓦萊達奧斯塔也有類似的運動。總的說來,許多義大利人也都感到現在是改變一下那種高度中央集權製的時候了,這一中央集權的製度還是在十九世紀中,當義大利的許多情況各異的地區被統一起來時由皮埃蒙特人強加給這個國家的,後來中央集權方便了法西斯統治,而法西斯黨人又大大地擴展了中央集權。到1946年底,西西裏、撒丁和瓦萊達奧斯塔都已獲準採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製度。至於南蒂羅爾,除了國際方麵的問題外,還有地方自治方麵的問題,以及威尼斯-朱利亞的情況,都將在下文說明。
最近,1948年的義大利憲法把全國劃分為十九個大區,除行政權外還各賦予立法權。天主教民主黨以前雖曾是地方分權原則的有力支持者,但並不急於要冒在國內建立一些共產黨國家的風險。實際建立地區自治製度的立法被長期拖延著,到本書執筆時,除西西裏、撒丁、瓦萊達奧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羅爾(阿爾托-阿迪傑)和特蘭提諾的一個大區外,任何地方都還沒有實行地區自治。
(三)1946年的選舉和共和國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舉行了製憲會議選舉並就君主政體問題舉行了公民投票。製憲會議的五百五十二個席位中,天主教民主黨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萬三千二百零八票);社會黨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產黨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黨在內的民族民主集團得四十一席;行動黨(已開始分裂,最後於1947年12月解散)隻得七席;而古格利埃爾莫·齊安尼尼的那個新冒出來的平民黨卻獲得了一百二十萬九千九百十八張選票和三十個議席(該黨致力爭取的對象大體上也就是1919-1922年間法西斯主義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層中產階級分子)。市政選舉在1946年3-4月間舉行,但米蘭以外的其他各個大城市不在此列(它們到10-11月間才舉行市政選舉),南蒂羅爾和威尼斯-朱利亞也不在內。在這些選舉中占優勢的仍然是6月大選中領先的那三個黨,在許多地方,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是結成聯盟參加競選的,他們贏得了多數大城市。平民黨在羅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選舉中表現得不錯,但此後就湮沒無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