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一個後果是,南斯拉夫拋棄了它的一些舊友而結交了一些宿敵。英國和美國現在成了它的敵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傳統的朋友希臘,同樣成了敵人。法國並不被認為是重要的,雖然在法國共產黨參加巴黎政府期間,偶而也對它說了幾句有禮貌的話。新結交的朋友中,一個是羅馬尼亞,過去曾是它的盟國,但從1941年起卻是德國的附庸國;還有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都曾分到過一小片南斯拉夫領土作為希特勒賞給它們的酬勞。在南斯拉夫從前的朋友中,隻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為友好國家相待,因為它也是“民主陣營”中的一員,雖然南斯拉夫的對捷友誼因後者在抗德戰爭中表現不好而帶有濃厚的藐視色彩。


    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極端民族主義,南斯拉夫的敵人則將它稱之為帝國主義。它向義大利、奧地利、希臘,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亞,都提出過領土要求。由解放戰爭激起的、並由現政權的宣傳有意培養的那種強烈的愛國情緒變成了左右對外政策的一個積極因素。新統治集團,那些在遊擊隊伍中起家的軍官和官吏們,不僅希望趕走入侵者,以社會“新政”取代戰前的政權,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為一個強大的,至少在巴爾幹半島上處於支配地位的國家。這種觀點受到共產黨中老資格領導人的鼓勵,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領導人也同樣持有這種觀點。他們在戰前雖受過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學說的訓練,但是,由於他們同過去幾乎完全不了解的農民群眾的密切接觸而使他們的觀點有了明顯的改變。


    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中的民族主義,由於採用了新的準聯邦製的國家組織而更有所加強。南斯拉夫的各個非塞爾維亞民族,過去都是從屬於塞爾維亞的利益的,現在他們的獨立民族地位既已獲得理論上的承認,他們就開始提出要犧牲鄰國的民族領土要求,並要求承認這些主張為整個南斯拉夫的主張。拒絕這樣的要求是十分危險的,即使政府有意拒絕的話。斯洛維尼亞人要求從奧地利和義大利取得領土,克羅埃西亞人要求從義大利取得領土,馬其頓人要求從希臘和保加利亞取得領土。這些要求的一個有利之處是,除了保屬馬其頓之外,所有這些領土都是由西方“反動帝國主義者”統治的國家占有著的。這樣,南斯拉夫帝國主義就正好同共產主義的崇高事業相一致了。


    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同對蘇聯的順從之間發生了矛盾;或者更確切地說,無限忠於南斯拉夫的愛國主義是同無限忠於一切勞動者的祖國的愛國主義不相容的。但是,這暫時在外表上還不很明顯。


    南斯拉夫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這兩個北方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受經濟方麵考慮的影響很大。南斯拉夫需要波蘭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種冶金產品及機器。1946年3月和5月,它先後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互助條約,在名義上這些條約是針對德國或德國的任何同夥的,實際上矛頭都指向西方國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如表麵那樣親切。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對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還殘存著“資產階級民主”分子一事感到遺憾。他們認為自己是最純潔的,他們用不耐煩的優越感對待差勁一些的弟兄們。他們覺得——許多不是共產黨員的南斯拉夫人也有同樣的感覺——捷克在解放自己方麵沒有做些什麽,所以現在應該為那些對解放有過貢獻的人做些事情了。南斯拉夫正在著手從事一個雄心勃勃的迅速工業化的計劃。它需要工業設備,而在大量重建工作完成以前,它並沒有多少東西好用來償付所需的設備。捷克人能提供大量這種設備,南斯拉夫人認為在目前一段時期內,捷克人供應設備的條件應該有利於他們那些更為英勇的斯拉夫親屬。精於生意經的捷克人對這些論點不感興趣。泛斯拉夫主義的花言巧語就是他們願意提供的商品,至於要供應機車和工具機,那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同匈牙利的關係比人們預料的來得好。匈牙利領導人,一則自己國內駐有蘇聯占領軍,再則充當過希特勒最後一個附庸的這一汙點還有待洗刷,是經不起同南斯拉夫人鬧別扭的。根據1946年的巴黎和約,匈牙利有義務按“1938年的價格”用商品向南斯拉夫支付賠款。1947年3月,南斯拉夫同匈牙利簽訂了一個影響深遠的貿易協定,在某種程度上,打算通過它來協調兩國的經濟計劃。匈牙利能夠提供南斯拉夫所需要的不少設備,卻沒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大的討價還價力量。南匈關係的改善,也是因為相對地說來南斯拉夫政府給與匈牙利少數民族的待遇比較好。在解放後的頭幾個月裏,匈牙利族人中被懷疑有“反動”情緒的,可能要比犯有同樣嫌疑的塞爾維亞族人或克羅埃西亞族人處分得更嚴厲些。但是,新的憲法體製一經實行,伏伊伏丁那自治區的匈牙利族居民就和操斯拉夫語的南斯拉夫公民享有同等地位。在那些匈牙利人占多數的城鎮或鄉村中,行政權掌握在匈牙利族共產黨人或能夠為共產黨所接受的非共產黨匈牙利族人手裏。1947年12月簽訂了南匈結盟條約。


    同保加利亞的關係則比較複雜。自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一直是鬩牆兄弟。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即在所有彼此敵對和兵戎相見的年代裏,以及在所有較為短暫的相對友好的時期中,兩國間的關係一直是處於矛盾的心理狀態之中。手足之情和強烈的仇恨同時並存,既相信南方斯拉夫人的夥伴關係,又不可調和地爭奪著有爭議的領土。甚至在南保兩個共產黨之間,也不僅有從事於共同革命事業的同誌關係,而且還表現出一種在俄國人麵前爭寵的勾心鬥角情況。在剛解放時的興高采烈情緒中,兩國都有許多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相信兩國之間在相互關係方麵已出現一個新時代。在“聯邦製”的南斯拉夫建立一個作為聯邦一員的馬其頓共和國,應是走向南保間更密切關係的一步。正如一句常用的共產黨口號所說的,馬其頓將不再是引起不和的禍根,而是相互了解的橋樑。但是一旦承認了馬其頓人是既不同於保加利亞人也不同於塞爾維亞人的另一個斯拉夫民族,那末主張把那部分由保加利亞於1913年取得的、馬其頓人喜歡稱之為“皮林-馬其頓”的馬其頓領土包括到馬其頓人民共和國中去的理由就變得極其有力了。再有,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將成為一個聯邦,那末,就要決定保加利亞同南斯拉夫的六個共和國之間將是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使貝爾格勒和索非亞發生嚴重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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