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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狄托自己的人民陣線內部，仍有一些人反對他的政策。塞爾維亞左翼農民黨領袖約瓦諾維奇是作為人民陣線的候選人而被選入議會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認識到人民陣線的廣泛民主綱領並沒有履行。7月間，他在議會發表演說，批評政府政策的三個方麵。第一，他聲稱，農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犧牲，塞爾維亞的農民合作社在戰前起過小小的、但卻是有益的作用，現已完全屈從於中央政府的意誌。第二，他反對檢察官製度。象它的樣板蘇聯檢察官製度一樣，它擁有使所謂的司法獨立完全失去意義的權力。檢察官有權“要求扞衛合法性而反對法院和行政機關的有效判決”，這就是說，如果他認為不符合國家利益，或換言之，不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決。第三，約瓦諾維奇批評政府向蘇聯一麵倒的對外政策，要求象人民陣線正式聲明中所說的那樣，同三大盟國都發展友好關係。最後這一點批評使政府最為惱火，給約瓦諾維奇招來了一陣猛烈的謾罵和威脅。他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地方議會中的席位經多數票通過而被剝奪了，他在貝爾格勒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職位，由於全體教師在院長帶領下“主動要求”而被解聘了。1946年8月11日，他所屬的人民農民黨在貝爾格勒舉行了一次大會，大會是由共產黨人召集的，會上擠滿了共產黨人，把他正式開除出了他自己的政黨。這一年晚些時候，他被逮捕。並在1947年9月間受到審訊，罪名是替“英國情報機關”搞顛覆活動。


    南斯拉夫這一時期的政治審訊中具有極端重要性的而且引起了最大國際爭論的，是對薩格勒布天主教大主教、全克羅埃西亞天主教會的首席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納茨的審訊。這一審訊在南斯拉夫國內外所引起的強烈感情中，出於政治上考慮的，大大超過了關於大主教個人是否有罪的考慮。一方麵，西歐和美國天主教總是認為天主教的大主教顧名思義是清白無辜的。另一方麵，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國內的塞爾維亞輿論則把他們對斯特皮納茨所代表的那些勢力的憤怒統統發泄在他個人身上。


    這一審訊如果不聯繫到塞爾維亞同克羅埃西亞之間的衝突，不聯繫到大戰期間帕韋利奇的克羅埃西亞法西斯政權虐待塞爾維亞人，是無法理解的。成千成萬的塞爾維亞人都被帕韋利奇的烏斯塔舍特務所屠殺，個別的天主教神父也參與屠殺。天主教上層領導從未對這些暴行公開提出過抗議，某些主教還特意對帕韋利奇歌功頌德，而斯特皮納茨本人則象對待國家元首那樣對待帕韋利奇。數以千計的塞爾維亞人隻是由於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於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身分，放棄了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身分。斯特皮納茨對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並沒有提過什麽抗議，也不指示他的神父們拒絕接受他們。在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本部的塞爾維亞族公眾看來，斯特皮納茨是企圖毀滅塞爾維亞民族的那些勢力的一個代表。


    狄托政權在塞爾維亞人中有許多敵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雖然是錯誤地認為——遊擊隊運動是一種非塞爾維亞或反塞爾維亞的運動。這種看法由於處決了米哈伊洛維奇而更有所加強，因為米哈伊洛維奇雖然同入侵者合作，許多塞爾維亞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領袖。但在如此嚴厲地對待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之後，狄托無法對這樣一個在塞爾維亞人看來不僅是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的、也是克羅埃西亞人對塞爾維亞人進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寬大為懷。而且，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是天主教的死敵，這不僅是由於一般的意識形態的原因，也因為在他們看來，梵蒂岡是同義大利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而義大利則不但在1941年入侵過他們的國家，現在還在強烈地抗拒南斯拉夫關於兼併威尼斯-朱利亞和的裏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這一行動要被許多克羅埃西亞人(其中不僅包括帕韋利奇的擁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韋利奇、甚至支持過遊擊隊的民主派)看作是貝爾格勒對克羅埃西亞民族的民族壓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納茨的功過沒有什麽關係。從形式上看，斯特皮納茨確是犯了叛國罪。他作為公民的那個國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他卻承認這個傀儡是合法當局。要是流亡政府回來執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維奇獲得了勝利，他們肯定也要懲處斯特皮納茨。至於斯特皮納茨是否應對一些暴行負責，那就遠沒有這樣肯定了。相反，有證據證明他救過一些有生命危險的人，而且一般說來，他的行動曾使這個政權的嚴酷程度減輕。他同帕韋利奇的關係以及他對大批人改變信仰一事所持的態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種解釋的。審訊時(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採用了最壞的解釋，把大主教判了十六年徒刑。


    第三節 對外關係


    在狄托政權的頭幾年中，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對蘇聯政策的一味順從。鑑於共產黨的紀律和南斯拉夫新領導人的忠誠，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們認為蘇聯是世界上一切勞苦大眾的祖國，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戰的帝國主義陣營”威脅的“和平民主陣營”的領導國家。南共領導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間培養對蘇聯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為陸上最大軍事強國，從德軍占領下解放了東歐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時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別是那些信奉東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對俄國所懷有的那種帶著泛斯拉夫主義色彩的傳統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