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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正象戰前共產黨的活動造成“人民陣線”政策的失敗一樣，大戰剛結束後不久，“人民民主”政策所標榜的宗旨，由於推行時使用了共產黨式的革命方法而遭到失敗。此外，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存在著矛盾。俄國在1945年和1946年間擬訂的經濟計劃，其目的是要把東歐各國的經濟同蘇聯的戰後重建結合起來，這些計劃是同西方在勢力範圍問題上重行考慮後的一些想法相衝突的，也是同西方想建立經濟機會均等的企圖相衝突的。大聯盟”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下半年。在那以後的十八個月中，俄國控製下的東歐各國共產黨人所採用的方法引起了西方的憤怒和焦慮；西方的反應則使俄國人懷疑英美要在同蘇聯交界的一些國家中重建反俄政權，而在這些懷疑的刺激下，俄國人就毫不掩飾地通過共產黨代理人在東歐國家奪取政權。事實上，當紅軍向前推進，推翻了以前的統治集團，摧毀了它們的政權基礎而產生某種真空狀態時，就已經把通向這一目標的道路掃清了。
正是在單方麵解決東歐問題的發展過程的這一階段，在東西方之間對中歐問題發生政治衝突的背景下，外長會議和他們的副手們開始了草擬和約的工作。參加者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世界觀、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爾賽和約的擬訂者們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難；因為1919年時的三大戰勝國實質上同屬於一個世界，即自由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的世界。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則問題上或現實政治問題上並不總是意見一致的，但是至少他們理解彼此的語言習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聯盟”各國代表間卻沒有共同語言。即使在戰時同誌間的友誼達到高峰時，蘇聯和它的西方盟國之間仍然保持著一條鴻溝。作為共產黨人，俄國領導人決不會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們認為那種概念不過是一種幌子，用以掩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抬。史達林敵視資產階級，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動時就紮了根，共產黨人總是把資產階級同西方民主聯繫在一起。共產黨在採取人民陣線政策時一度停止過對資產階級的攻擊，後來在“大聯盟”的全盛時期，當共產黨人正式獻身於扞衛“民主”時，又再一次放棄這種攻擊；但是，如果說“資產階級”這個詞作為一種罵人的話，有時可以出於策略而棄置不用，它卻從來沒有被忘記過。可是，西方領導人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並不試圖去理解共產黨人的觀點，而是繼續以西方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的行動。1923年7月6日的蘇聯憲法曾把共產黨敵視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據概述如下：
從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時起，世界上的國家就分成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資本主義陣營那一邊是民族仇恨和不平等、殖民奴役和沙文主義、民族壓迫和集體屠殺、帝國主義暴行和戰爭。在這裏，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各族人民間的相互信任、和平和兄弟般的合作。
由於有這種敵意，掩飾真情就成為蘇聯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外交關係的特點。大戰期間，史達林作出了一些支持盟國間合作事業的姿態，但是，到了擬訂和約的時候，共產黨關於階級鬥爭的一些概念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
在製訂和約時，東西方之間的關係由於俄國人在東歐實行強權政治以及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民主”(或自由資本主義)所抱的態度而受到了損害。此外，對民主和自由這類字眼，解釋各有不同，對什麽才算是自由選舉和基本自由，也有不同的概念(西方國家堅持在同德國附庸國簽訂的和約中必須列入一些保證自由選舉和基本自由的條款)。結果，沒有一方確切地懂得另一方在說什麽或想什麽。
第二節 對德國前盟國的幾個和約產生經過
(一)程序
外長會議在波茨坦產生後不久，就於1945年9月11日去倫敦開始舉行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在確定草擬對義大利和對前軸心國附庸國和約的程序方麵尚未取得進展之前，突然破裂了。盡管如此，還是初步交換了意見，並提出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成為1945年12月貝爾納斯和貝文訪問莫斯科時達成協議的基礎。就在這次訪問期間，三大國於12月24日宣布，已一致同意，每一項和約都應由那些曾在有關投降文件上簽字的外長會議的成員國起草(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參加，雖然作了一個特別規定，讓法國參與起草對義大利的和約)。於是，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和約將由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外長起草，而對芬蘭的和約則將隻由英俄兩國的外長起草。條約起草完畢後，將召開一次會議來審議這些和約草案，召開的日期應不遲於1946年5月1日。出席會議的將是外長會議的五個成員國(美國、英國、俄國、法國和中國)，“連同聯合國中一切曾以相當規模的軍事力量積極地同歐洲諸敵國作戰過的會員國”。這些國家共計二十一個，都列舉在公報中。
會議結束審議之後，曾在對意、羅、保、匈、芬五國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國家——就對意和約而言，法國應作為停戰協定簽字國——將考慮會議的建議，然後製訂和約的最後文本。這樣定稿的各個和約最後文本將由曾同各該敵國交戰而又參加這次會議的國家的代表簽署。各和約文本然後將送交曾同各該敵國交戰的其他一些聯合國家。
正是在單方麵解決東歐問題的發展過程的這一階段，在東西方之間對中歐問題發生政治衝突的背景下，外長會議和他們的副手們開始了草擬和約的工作。參加者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世界觀、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爾賽和約的擬訂者們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困難；因為1919年時的三大戰勝國實質上同屬於一個世界，即自由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的世界。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則問題上或現實政治問題上並不總是意見一致的，但是至少他們理解彼此的語言習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聯盟”各國代表間卻沒有共同語言。即使在戰時同誌間的友誼達到高峰時，蘇聯和它的西方盟國之間仍然保持著一條鴻溝。作為共產黨人，俄國領導人決不會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們認為那種概念不過是一種幌子，用以掩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抬。史達林敵視資產階級，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動時就紮了根，共產黨人總是把資產階級同西方民主聯繫在一起。共產黨在採取人民陣線政策時一度停止過對資產階級的攻擊，後來在“大聯盟”的全盛時期，當共產黨人正式獻身於扞衛“民主”時，又再一次放棄這種攻擊；但是，如果說“資產階級”這個詞作為一種罵人的話，有時可以出於策略而棄置不用，它卻從來沒有被忘記過。可是，西方領導人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並不試圖去理解共產黨人的觀點，而是繼續以西方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的行動。1923年7月6日的蘇聯憲法曾把共產黨敵視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據概述如下：
從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時起，世界上的國家就分成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資本主義陣營那一邊是民族仇恨和不平等、殖民奴役和沙文主義、民族壓迫和集體屠殺、帝國主義暴行和戰爭。在這裏，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各族人民間的相互信任、和平和兄弟般的合作。
由於有這種敵意，掩飾真情就成為蘇聯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外交關係的特點。大戰期間，史達林作出了一些支持盟國間合作事業的姿態，但是，到了擬訂和約的時候，共產黨關於階級鬥爭的一些概念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
在製訂和約時，東西方之間的關係由於俄國人在東歐實行強權政治以及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民主”(或自由資本主義)所抱的態度而受到了損害。此外，對民主和自由這類字眼，解釋各有不同，對什麽才算是自由選舉和基本自由，也有不同的概念(西方國家堅持在同德國附庸國簽訂的和約中必須列入一些保證自由選舉和基本自由的條款)。結果，沒有一方確切地懂得另一方在說什麽或想什麽。
第二節 對德國前盟國的幾個和約產生經過
(一)程序
外長會議在波茨坦產生後不久，就於1945年9月11日去倫敦開始舉行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在確定草擬對義大利和對前軸心國附庸國和約的程序方麵尚未取得進展之前，突然破裂了。盡管如此，還是初步交換了意見，並提出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成為1945年12月貝爾納斯和貝文訪問莫斯科時達成協議的基礎。就在這次訪問期間，三大國於12月24日宣布，已一致同意，每一項和約都應由那些曾在有關投降文件上簽字的外長會議的成員國起草(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參加，雖然作了一個特別規定，讓法國參與起草對義大利的和約)。於是，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和約將由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外長起草，而對芬蘭的和約則將隻由英俄兩國的外長起草。條約起草完畢後，將召開一次會議來審議這些和約草案，召開的日期應不遲於1946年5月1日。出席會議的將是外長會議的五個成員國(美國、英國、俄國、法國和中國)，“連同聯合國中一切曾以相當規模的軍事力量積極地同歐洲諸敵國作戰過的會員國”。這些國家共計二十一個，都列舉在公報中。
會議結束審議之後，曾在對意、羅、保、匈、芬五國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國家——就對意和約而言，法國應作為停戰協定簽字國——將考慮會議的建議，然後製訂和約的最後文本。這樣定稿的各個和約最後文本將由曾同各該敵國交戰而又參加這次會議的國家的代表簽署。各和約文本然後將送交曾同各該敵國交戰的其他一些聯合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