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這次揭露出一個民族主義秘密組織,使他們有了一個所需要的機會,以打擊僅存的一個重要政治對手。俄國人逮捕了科瓦奇,是共產黨為消除一切重大反對勢力而進行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一鬥爭不久就把納吉本人也卷了進去,並迫使他流亡國外。


    第七章 東歐各國和約的締結


    西德尼·洛厄裏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戰後形勢


    第二節 對德國前盟國的幾個和約產生經過


    (一)程序


    (二)巴黎和會,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


    第三節 對軸心國附庸國和約的內容


    (一)和約同停戰協定的關係


    (二)巴黎和會上討論的問題和通過的建議


    第四節 和約的最後定本


    第一節 戰後形勢


    在盟國著手草擬對一些前軸心國附庸國的和約時,東歐事實上已經形成其戰後的格局。大戰初期,史達林曾想謀求西方盟國承認1939年8月23日德蘇條約秘密附加議定書中的領土條款而沒有如願;但是,隨著史達林格勒戰役後蘇聯實力和信心的增強,他已經能夠不顧盟國的態度,重行占領波羅的海國家和以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主的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東部領土,又進而占領了居民屬於波蘭人的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西部領土。擔心俄國西部邊界的安全,可能是促使史達林把手伸向西部邊緣地區的主要考慮。控製了這些地區,他就可以彌補在大平原上缺乏“天然國界”這一缺陷;因為這些邊緣地區如果掌握在俄國手裏,就會構成一片遼闊的緩衝地帶,來自兩麵的任何新的入侵者必須先穿越這一地帶,才能打到蘇聯本土。蘇聯政府之所以於1939年對芬蘭開戰,就是為了要重新占有俄國在1721年到1918年間在這一帶擁有過的那片土地,以掩護列寧格勒大門;而安全方麵的考慮也是1940年8月間它之所以要吞併波羅的海國家並使之蘇維埃化的一個動機。在寇鬆線以東的戰前波蘭領土這個問題上,安全的考慮是同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民族願望相一致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問題就同俄國決心要清算它對裏加條約領土條款的政治宿怨結合起來了。類似的考慮也適用於部分由烏克蘭人居住、部分由羅馬尼亞人居住的比薩拉比亞地區。俄國對比薩拉比亞有著以歷史為依據的領土要求,這段歷史可追溯到1812年,那時它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征服該地並從此一直占有到1918年;但是,就北布科維納而言,俄國不能用以前曾經占有過作為理由,於是提出蘇聯安全的需要作為理由,來補充烏克蘭人的民族要求。在戰爭稍後一些階段,俄國人把寇鬆線以東的波蘭和上述的其他領土併入了蘇聯,雖然從德國人輕而易舉地就攻入了俄國這一事實來看,這些邊緣地區在戰爭技術發展的這一最新階段能對蘇聯有多少安全價值,是很可懷疑的。芬蘭沿北冰洋一帶海岸直到挪威邊境為止,現在也重新為蘇聯所得;而且,當史達林取得西方盟國的同意,把蘇聯領土一直向西擴展到不凍港哥尼斯堡時,不言而喻,他也取得了他們對德蘇協議中有關該港後方腹地的一些領土條款的默認。1945年6月,史達林又從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外喀爾巴阡-盧西尼亞的正式割讓,這就完成了把所有烏克蘭人居住的地區都包括在蘇聯國境之內的政治統一過程,並消除了烏克蘭分離主義運動在蘇聯領土外可能進行活動的最後一個潛在基地。蘇聯取得了這塊領土,就使它同斯洛伐克有了共同的邊界,也使它在喀爾巴阡山以南同匈牙利有了共同的邊界。


    西部的這條新的緩衝地帶,並不是史達林所取得的唯一好處。根據同前軸心國附庸國所訂停戰協定的規定,芬蘭和羅馬尼亞,以及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現在都已經在經濟上同蘇聯連結起來。同芬蘭簽訂的停戰協定還給了俄國人種種戰略上的好處,從而使芬蘭人在萬一發生另一次俄芬戰爭時簡直處於無法自衛的地位。這樣,芬蘭的生存現在就完全依賴於同蘇聯保持友好關係了。史達林還不顧西方輿論的義憤和倫敦波蘭政府的抗議,採取了嚴厲無情的措施,建立了一個“友好”的波蘭,並在西部給它大片德國領土,補償它在東部不得不割讓給蘇聯的那些白俄羅斯地區和烏克蘭地區,從而確保了“友好”波蘭的持續的“友誼”。為了實現這樣一個把波蘭的主權擴展到奧得河和西尼斯河的解決辦法,也為了防備德國發動復仇戰爭的危險,1945年4月簽訂了波蘇條約,使波蘭在這兩點上完全依賴它的東鄰。同樣地,史達林把軸心國在1940年8月強迫羅馬尼亞歸還匈牙利的全部土地又還給羅馬尼亞人,這就使羅馬尼亞不得不依靠蘇聯的支持來防止匈牙利的領土收復主義的可能復活,從而取得了羅馬尼亞“友好”的保證。


    俄國人1944年同英國政府所訂的建立勢力範圍的協議,使史達林指望能在西方的同意下在希臘之外的巴爾幹半島發揮支配性的影響,同時這一協議也助長了他想使俄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控製黑海海峽的希望。另一方麵,史達林想保持三大國間融洽關係的願望,促使他於1944年在希臘、義大利及法國等問題上作出一些姿態,也促使他提出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人民民主製”這一模式作為東歐國家最好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則是從傳統的地麵戰爭的角度所設想的蘇聯西部邊境的軍事安全,而當他被迫要在軍事安全與保持對美國友好關係之間作出選擇時,他選擇了他心目中所設想的軍事安全。直到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為止,史達林一直擺脫不了將來德國要復仇這個思想,這是1944年和1945年內他的對歐政策中,特別是他要獲得一個“友好的波蘭”的決心中高於一切的考慮。1945年2月間,俄國的幹預羅馬尼亞,部分地是可以用史達林的信守約言來辯解的,因為他在希臘問題上已經實踐了他和邱吉爾劃分勢力範圍的協議中的義務;但是,羅馬尼亞在俄國關於黑海海峽問題的傳統政策上也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俄國人對於羅馬尼亞入侵部隊在大戰的關鍵階段給俄國造成的損害記憶猶新。建立了“友好”的波蘭和“友好”的羅馬尼亞,就可以防止這些國家一些傳統的政黨重新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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