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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義大利是受到聯總幫助的第一個而又是主要的前敵國。全會(1944年9月第二屆全會)的蘇聯和南斯拉夫代表，甚至還有美國和英國代表，起初都不認為義大利提出申請是得當的。首次估算的九千四百八十萬美元被削減為五千萬美元。但是到了1946年1月，義大利在對德作戰中的貢獻已經得到肯定，因此到1947年義大利政府接管聯總工作時，聯總已給予義大利價值四億一千八百二十二萬二千美元的物資和勞務，而且“按照噸位計算，聯總為義大利確定的救濟規劃是所有受援國中最大的一個”。義大利政府按照聯總提供的物資和勞務的外匯成本，相應地建立了一筆裏拉基金，用這筆資金來資助另外一些善後救濟規劃。救濟物資中一半以上是食物，四分之一以上是“工業善後”物資，包括煤和液體燃料。為紡織工業提供的原料也同樣重要。
另一項專門活動是為義大利難民提供住房，即一般稱之為援助無家可歸者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這項工作是維修而不是新建，地點集中在艾米利亞、托斯卡納、拉齊奧和阿布魯齊等遭到嚴重破壞的大區。到1947年春天，該委員會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為義大利遭到最嚴重破壞的一些大區的十萬零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重新提供了住房。這項工作的大部分資金來自“裏拉基金”。
聯總在義大利的工作對於重建這個國家，對於恢復有條不紊的環境，對於減輕人們的苦難起了極為重大的作用；而且由於義大利和聯總的代表們合作得當，這些成就是在極少發生浪費和侵吞公款的情況下取得的。
奧地利的情況也如此，食物也是迫切需要的，因此聯總在使人民吃飽(特別是在維也納和其他城市)以及在使人們振作精神方麵，作出了難以估價的貢獻。
聯總對匈牙利和芬蘭的救濟規劃，其目的不過是進行緊急救濟，以救急難。聯總派遣團在衣索比亞的活動(1944-1945年和1946-1947年)“集中於開展衛生、福利和農業善後等培訓計劃方麵”；但是由於語言上的困難以及由於人民的落後和多疑，聯總的活動並不是卓有成效的。
在遠東，聯總向菲律賓群島供應了食物和醫療物資以及衣著；聯總的專家也對該群島進行了一些有用的技術性測量工作。但是菲律賓所迫切需要的救濟，大部分直接來自美國。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屆全會上，朝鮮和台灣作為“已解放的地區”而被列入聯總的救濟範圍。台灣歸屬在中國的規劃內。對朝鮮的救濟隻有過一個開端，但聯總人員未能獲準訪問接受聯總大量物資援助的北韓有關地區，而且，救濟物資也不能在兩個占領區之間自由移動。聯總全會中的蘇聯代表於1946年12月提交了朝鮮的要求，然而署長由於上述原因予以拒絕。這是在聯總範圍內因一個重大問題而同蘇聯代表發生的一次直接衝突。最後，中央委員會於1947年2月作出決定，對朝鮮毋需製訂全麵的救濟規劃。
聯總在中國的工作，從其規模來看，可以說是它所從事的事業中規模最大的，而從許多方麵來看，也是失敗得最慘的。關於全會遠東委員會及其工作機構中國署的體製已如前述。中國政府於1944年9月向聯總署長申請援助，要求九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救濟物資和二千二百名外國專家的服務，總署並未同意這樣巨大的救濟規劃，但它最後還是向中國提供了價值五億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美元的物資，其中“工業善後”物資遠遠超過四分之一，“食物”略超過四分之一，“衣著、紡織品和鞋類”略低於四分之一。整個援助數額差不多是1901年由於義和團運動而向中國索取的賠款數額(即臭名昭著的“義和團賠款”)的兩倍。但是，普通的中國人雖然能夠懂得被索取作為罰款的巨額款項的邏輯性，卻顯然較難領會作為施捨分配給他們的這筆為數更大的款項所體現的精神。這就是聯總在中國開展工作的悲劇的一麵。聯總的工作使中國人受益匪淺，解除了無數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但是它對於人們的感情以及政治事態的發展卻並未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
中國署是在將近1944年底開辦的，起初有一支小規模的骨幹力量，後來逐步發展，在上海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總部，在南京有一個首都聯絡處，另外還有十五個地區分署和若幹直轄辦事處。中國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代表政府作為聯總的對應機構，共黨產方麵也成立了共產黨解放區救濟總署。向共產黨區域供應救濟物資也許是聯總在中國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第二個最大的困難是財政方麵引起的問題，特別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劇所引起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遼闊的國家處理救濟物資也是一個困難。聯總在中國的十五個地區分署中隻有兩個分署(上海和福摩薩)所照料的人口在一千二百萬以下。五個地區分署所照料的人口是三千萬和三千萬以上(杭州、鎮江、瀋陽、青島和平津)。因此，中國每一個地區分署的任務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任務。
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是通貨膨脹和物價急劇上升。以1937年1月至6月的批發價格指數為一，則1939年12月上升為二；1940年12月為十一；1941年12月為二十八；1942年12月為五十七；1943年12月為二百；1944年12月為五百四十九；到1945年8月，即對日作戰的最後一個月，則為一千七百九十五。此後，物價一度暫時停止上升；但是到 1946年12月(此時內戰已真正打起來了)，物價指數(上海)又上升達五千七百十三；到1947年12月，物價指數仍在“無止境地”上升。由於通貨膨脹，聯總在中國不可能象在歐洲那樣，通過出售物資的辦法來籌集活動款項。他們不得不依靠直接的政府撥款或由政府保證的銀行貸款來進行工作。“行總和其他政府機構十分缺乏現金。”參加聯總工作的人員和參加聯總工程的工人，他們的報酬是以食物，而不是以現金來支付的。在1947年初，終於特別準許從聯總基金中撥出一千九百萬美元來購買原棉，再以這批原棉在中國換取棉紗。“這樣就使得聯總能夠掌握一種可以出售的、具有相當固定的實際價值的商品……而不必積聚當地通貨了”。聯總的工作於1947年底結束，雖然從其需要來說，是不應結束的。它遺留下來的未完工作，它的物資儲備以及一筆五百萬美元的資金，當時就移交給中華民國救濟事務託管委員會，這是一個有外國代表參加的極為稱職並享有極大威望的中國機構，由這個機構來執行一些長期項目，例如製造農具的農業工場規劃，發展捕魚業和建造捕魚船，繼續進行黃河水利工程，製造藥物，經管善後物資總庫(處理供應、維修和出售工作)等等。
另一項專門活動是為義大利難民提供住房，即一般稱之為援助無家可歸者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這項工作是維修而不是新建，地點集中在艾米利亞、托斯卡納、拉齊奧和阿布魯齊等遭到嚴重破壞的大區。到1947年春天，該委員會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為義大利遭到最嚴重破壞的一些大區的十萬零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重新提供了住房。這項工作的大部分資金來自“裏拉基金”。
聯總在義大利的工作對於重建這個國家，對於恢復有條不紊的環境，對於減輕人們的苦難起了極為重大的作用；而且由於義大利和聯總的代表們合作得當，這些成就是在極少發生浪費和侵吞公款的情況下取得的。
奧地利的情況也如此，食物也是迫切需要的，因此聯總在使人民吃飽(特別是在維也納和其他城市)以及在使人們振作精神方麵，作出了難以估價的貢獻。
聯總對匈牙利和芬蘭的救濟規劃，其目的不過是進行緊急救濟，以救急難。聯總派遣團在衣索比亞的活動(1944-1945年和1946-1947年)“集中於開展衛生、福利和農業善後等培訓計劃方麵”；但是由於語言上的困難以及由於人民的落後和多疑，聯總的活動並不是卓有成效的。
在遠東，聯總向菲律賓群島供應了食物和醫療物資以及衣著；聯總的專家也對該群島進行了一些有用的技術性測量工作。但是菲律賓所迫切需要的救濟，大部分直接來自美國。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屆全會上，朝鮮和台灣作為“已解放的地區”而被列入聯總的救濟範圍。台灣歸屬在中國的規劃內。對朝鮮的救濟隻有過一個開端，但聯總人員未能獲準訪問接受聯總大量物資援助的北韓有關地區，而且，救濟物資也不能在兩個占領區之間自由移動。聯總全會中的蘇聯代表於1946年12月提交了朝鮮的要求，然而署長由於上述原因予以拒絕。這是在聯總範圍內因一個重大問題而同蘇聯代表發生的一次直接衝突。最後，中央委員會於1947年2月作出決定，對朝鮮毋需製訂全麵的救濟規劃。
聯總在中國的工作，從其規模來看，可以說是它所從事的事業中規模最大的，而從許多方麵來看，也是失敗得最慘的。關於全會遠東委員會及其工作機構中國署的體製已如前述。中國政府於1944年9月向聯總署長申請援助，要求九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救濟物資和二千二百名外國專家的服務，總署並未同意這樣巨大的救濟規劃，但它最後還是向中國提供了價值五億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美元的物資，其中“工業善後”物資遠遠超過四分之一，“食物”略超過四分之一，“衣著、紡織品和鞋類”略低於四分之一。整個援助數額差不多是1901年由於義和團運動而向中國索取的賠款數額(即臭名昭著的“義和團賠款”)的兩倍。但是，普通的中國人雖然能夠懂得被索取作為罰款的巨額款項的邏輯性，卻顯然較難領會作為施捨分配給他們的這筆為數更大的款項所體現的精神。這就是聯總在中國開展工作的悲劇的一麵。聯總的工作使中國人受益匪淺，解除了無數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但是它對於人們的感情以及政治事態的發展卻並未產生任何持久的影響。
中國署是在將近1944年底開辦的，起初有一支小規模的骨幹力量，後來逐步發展，在上海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總部，在南京有一個首都聯絡處，另外還有十五個地區分署和若幹直轄辦事處。中國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代表政府作為聯總的對應機構，共黨產方麵也成立了共產黨解放區救濟總署。向共產黨區域供應救濟物資也許是聯總在中國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第二個最大的困難是財政方麵引起的問題，特別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劇所引起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遼闊的國家處理救濟物資也是一個困難。聯總在中國的十五個地區分署中隻有兩個分署(上海和福摩薩)所照料的人口在一千二百萬以下。五個地區分署所照料的人口是三千萬和三千萬以上(杭州、鎮江、瀋陽、青島和平津)。因此，中國每一個地區分署的任務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任務。
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是通貨膨脹和物價急劇上升。以1937年1月至6月的批發價格指數為一，則1939年12月上升為二；1940年12月為十一；1941年12月為二十八；1942年12月為五十七；1943年12月為二百；1944年12月為五百四十九；到1945年8月，即對日作戰的最後一個月，則為一千七百九十五。此後，物價一度暫時停止上升；但是到 1946年12月(此時內戰已真正打起來了)，物價指數(上海)又上升達五千七百十三；到1947年12月，物價指數仍在“無止境地”上升。由於通貨膨脹，聯總在中國不可能象在歐洲那樣，通過出售物資的辦法來籌集活動款項。他們不得不依靠直接的政府撥款或由政府保證的銀行貸款來進行工作。“行總和其他政府機構十分缺乏現金。”參加聯總工作的人員和參加聯總工程的工人，他們的報酬是以食物，而不是以現金來支付的。在1947年初，終於特別準許從聯總基金中撥出一千九百萬美元來購買原棉，再以這批原棉在中國換取棉紗。“這樣就使得聯總能夠掌握一種可以出售的、具有相當固定的實際價值的商品……而不必積聚當地通貨了”。聯總的工作於1947年底結束，雖然從其需要來說，是不應結束的。它遺留下來的未完工作，它的物資儲備以及一筆五百萬美元的資金，當時就移交給中華民國救濟事務託管委員會，這是一個有外國代表參加的極為稱職並享有極大威望的中國機構，由這個機構來執行一些長期項目，例如製造農具的農業工場規劃，發展捕魚業和建造捕魚船，繼續進行黃河水利工程，製造藥物，經管善後物資總庫(處理供應、維修和出售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