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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間，歐洲就這樣被劃分為一個俄國勢力區和一個英美勢力區，中間的那條分界線，同過去就有的那條分界線——不是軍事、政治上的分界線，而是一條社會、文化上的分界線——頗為吻合，雖然還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歐洲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多，能力強，力量大，議會製政治穩固而有效，這類國家多半在英美勢力區裏，而另一類歐洲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少，沒有經驗，軟弱無力，議會製政治同當地傳統格格不入，徒具形式，這類國家則大都在俄國勢力區內。不過，俄國勢力區卻也包括芬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個“西方”式的國家，而在英美勢力區也有兩塊地方是“東方”式的，一處是希臘，另一處是義大利南部。歐洲新的軍事分界線和老的文化分界線之間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況，本來也許是可以有助於彌合蘇聯與西方之間的那條正在迅速重新擴大的鴻溝的，要不是種種不利因素湊合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把這種劃分上的交叉現象所可能起的調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話。
二、蘇聯勢力區內人口的強迫遷徙
自從宗教戰爭結束以來，在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區，由戰爭引起的國界變動就不再伴隨著人口的驅逐或交換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和約中，歐洲國界重劃的規模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但當時的政治家們並沒有想到要強迫居民遷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於各國邊界的新格局。即便是從1888年起由德國當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魯士的那些德國移民，他們當初遷來時占用的土地都是從波蘭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戶那裏強行奪取的，在波蘭國家剛一重建而著手把他們趕走時，他們還是從國際聯盟那裏得到了一些保護。巴黎和會不僅對驅逐少數民族的做法不予縱容，甚至還採取國際條約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製裁的辦法，來支持少數民族應得的道義上的權利，從而盡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數民族在占多數的異族人統治下生活還能過得去。
1922年，當土耳其境內信奉基督教的希臘族和亞美尼亞族的少數民族，由於希土間一場“戰後之戰”的災難性結局而被趕出安納托利亞和東色雷斯時，西方輿論很不願意默認這一既成事實，更不願意贊同其邏輯上的必然後果，即規定讓希臘境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按對調辦法遷至土耳其，並把遷出一方不得不遺留下來的財產沒收歸公，作為給予另一方的補償。對於這樣一個在西方看來極不道德的野蠻行徑，西方之所以就這樣容忍了下來，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想法是，發生這一野蠻行徑的地點是近東，在那裏，這類野蠻做法不幸還沒有被廢棄。西方的人們顯然認為，象希土“人口交換”(對這件事的委婉的說法)那樣的事是絕不可能在西方世界發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後胡格諾派教徒被逐出法國一事，要算是這類突出的野蠻做法的最晚近的一個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大戰以後歐洲人口大規模強迫遷徙的事實，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這一樂觀的期望。誠然，在德國崩潰後的英美占領軍和俄國占領軍的分界線以西，第二次大戰後同第一次大戰後一樣，並沒有德國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國人被強迫遷徙，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處。可是在另一方麵，截至1947年7月1日為止，在奧得-西尼斯河線以西的德國領土上所收容的來自該線以東的德國人，卻已超過了九百五十萬人，也許已接近一千零五十萬人。這些人都是從匈牙利，從捷克斯洛伐克，從德國東部實際上已經併入蘇聯和波蘭的那些地區逃亡出來或被驅逐出來的。其後，從德國東部沒有被吞併掉的那部分地區也即蘇占區裏還源源不絕地有德國難民流出來，使流落在德國西部的德國人人數續有增加。在那裏也還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難民——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甚至還有一些“大俄羅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戰時被納粹押送到德國做工，戰後不願返回業已落入蘇聯統治下的家園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蘇聯軍隊西進時望風逃入西方占領區的。這類難民中，僅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計有三十萬人左右。
這場移入德國西部的二十世紀的“民族大遷移”，是東歐居民被迫離開家鄉的結果，此種現象發生於西方占領區與蘇聯占領區的分界線以東，其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在舊世界這一地區的民族分布圖上所引起的變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遷移”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從中歐、東歐和俄國戰前的民族分布圖上，可以看出歷史上一股向東推進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跡，從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對萊因蘭和易北河間異教的大陸撒克遜人發動第一次進攻時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一個世代，最後一批德國移民遷居在波森和西普魯士原由波蘭人居住的土地上，這股潮流還沒有止息。根據1939年大戰爆發前夕的民族分布圖來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東侵的浪潮連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沖向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馬紮爾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一股是波蘭人的浪潮，沖向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還有一股是烏克蘭人和大俄羅斯人的浪潮，沖向克裏米亞半島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沖向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山區的土耳其人和芬蘭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飛濺到浪峰的前頭，有時竟老遠的飛在前頭——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開闢的孤立飛地。例如，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東普魯士、波蘭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奧爾弗爾德平原、特梅斯瓦爾-巴納特、特蘭西瓦尼亞、布揚克(比薩拉比亞的東南部)等地區都有過日耳曼移民的飛地；甚至東至伏爾加河，在薩拉托夫附近也有過一個日耳曼人的移民區，橫跨該河兩岸，人數在十九世紀達到高峰時曾有六十萬左右。在科夫諾、維爾納和利沃夫等地區則有波蘭移民的飛地。而在烏拉爾河、額爾齊斯河、阿穆爾河、烏蘇裏江等沿河一帶以及日本海海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則有大俄羅斯人和哥薩克人的飛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人的那股浪潮仍還存在，而且還在向東推進，波蘭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則已消失了。
二、蘇聯勢力區內人口的強迫遷徙
自從宗教戰爭結束以來，在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區，由戰爭引起的國界變動就不再伴隨著人口的驅逐或交換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和約中，歐洲國界重劃的規模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但當時的政治家們並沒有想到要強迫居民遷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於各國邊界的新格局。即便是從1888年起由德國當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魯士的那些德國移民，他們當初遷來時占用的土地都是從波蘭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戶那裏強行奪取的，在波蘭國家剛一重建而著手把他們趕走時，他們還是從國際聯盟那裏得到了一些保護。巴黎和會不僅對驅逐少數民族的做法不予縱容，甚至還採取國際條約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製裁的辦法，來支持少數民族應得的道義上的權利，從而盡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數民族在占多數的異族人統治下生活還能過得去。
1922年，當土耳其境內信奉基督教的希臘族和亞美尼亞族的少數民族，由於希土間一場“戰後之戰”的災難性結局而被趕出安納托利亞和東色雷斯時，西方輿論很不願意默認這一既成事實，更不願意贊同其邏輯上的必然後果，即規定讓希臘境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按對調辦法遷至土耳其，並把遷出一方不得不遺留下來的財產沒收歸公，作為給予另一方的補償。對於這樣一個在西方看來極不道德的野蠻行徑，西方之所以就這樣容忍了下來，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想法是，發生這一野蠻行徑的地點是近東，在那裏，這類野蠻做法不幸還沒有被廢棄。西方的人們顯然認為，象希土“人口交換”(對這件事的委婉的說法)那樣的事是絕不可能在西方世界發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後胡格諾派教徒被逐出法國一事，要算是這類突出的野蠻做法的最晚近的一個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大戰以後歐洲人口大規模強迫遷徙的事實，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這一樂觀的期望。誠然，在德國崩潰後的英美占領軍和俄國占領軍的分界線以西，第二次大戰後同第一次大戰後一樣，並沒有德國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國人被強迫遷徙，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處。可是在另一方麵，截至1947年7月1日為止，在奧得-西尼斯河線以西的德國領土上所收容的來自該線以東的德國人，卻已超過了九百五十萬人，也許已接近一千零五十萬人。這些人都是從匈牙利，從捷克斯洛伐克，從德國東部實際上已經併入蘇聯和波蘭的那些地區逃亡出來或被驅逐出來的。其後，從德國東部沒有被吞併掉的那部分地區也即蘇占區裏還源源不絕地有德國難民流出來，使流落在德國西部的德國人人數續有增加。在那裏也還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難民——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哥薩克人、甚至還有一些“大俄羅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戰時被納粹押送到德國做工，戰後不願返回業已落入蘇聯統治下的家園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蘇聯軍隊西進時望風逃入西方占領區的。這類難民中，僅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計有三十萬人左右。
這場移入德國西部的二十世紀的“民族大遷移”，是東歐居民被迫離開家鄉的結果，此種現象發生於西方占領區與蘇聯占領區的分界線以東，其規模之大是史無前例的，在舊世界這一地區的民族分布圖上所引起的變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遷移”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從中歐、東歐和俄國戰前的民族分布圖上，可以看出歷史上一股向東推進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跡，從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對萊因蘭和易北河間異教的大陸撒克遜人發動第一次進攻時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一個世代，最後一批德國移民遷居在波森和西普魯士原由波蘭人居住的土地上，這股潮流還沒有止息。根據1939年大戰爆發前夕的民族分布圖來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東侵的浪潮連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沖向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馬紮爾人和斯洛維尼亞人；一股是波蘭人的浪潮，沖向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還有一股是烏克蘭人和大俄羅斯人的浪潮，沖向克裏米亞半島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沖向伏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山區的土耳其人和芬蘭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飛濺到浪峰的前頭，有時竟老遠的飛在前頭——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開闢的孤立飛地。例如，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東普魯士、波蘭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奧爾弗爾德平原、特梅斯瓦爾-巴納特、特蘭西瓦尼亞、布揚克(比薩拉比亞的東南部)等地區都有過日耳曼移民的飛地；甚至東至伏爾加河，在薩拉托夫附近也有過一個日耳曼人的移民區，橫跨該河兩岸，人數在十九世紀達到高峰時曾有六十萬左右。在科夫諾、維爾納和利沃夫等地區則有波蘭移民的飛地。而在烏拉爾河、額爾齊斯河、阿穆爾河、烏蘇裏江等沿河一帶以及日本海海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則有大俄羅斯人和哥薩克人的飛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人的那股浪潮仍還存在，而且還在向東推進，波蘭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則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