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食時的祭禮，可參見《夏書·胤征》記下的一則古老傳說，其雲：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遐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於先王之誅。記夏代胤甲時天象惑亂，發生日食，而世掌天文的羲和貪酒失職，未能預知，被處以誅刑。舊注描繪其日食時的祭禮說：“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聘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今案，所謂取幣供役以禮天神，乃後起之禮，嗇夫馳，庶人走，不如理解為日食發生時夏眾驚慌失措四處奔走之狀。但“瞽奏鼓”當是日食祭禮的原初形態，並為後世所傳承。如《春秋·莊公二十五年》有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穀梁傳》又進而將這種祭禮加以等級規範化，有所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拆；言充其陽也。”總之，這一祭禮中的擊器伐鼓“聲聞於上”，是為原始成分。
甲骨文有記“日月有食”。董作賓先生認為，言食者，“殆猶存神話之背景。民間傳說則以日月食皆為天狗所食，故必鳴金擊鼓以營救之，此義殷人似已知之。卜辭中有禦祭天犬之文，天犬疑即後世民間流傳可以吞食日月之天狗，祭之所以祈免日月之災歟？《周禮·秋官·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太陰之弓、在矢之名，皆日月食所用之弓矢也。又《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弓矢以射之，鼓以震驚之，則古人果即以為食之者天犬乎。”1甲骨文中有“其將王鼓”（《屯南》441）、“其震鼓”（同236）等辭。又有“貞昃入，王有匚於之，亦鼓”（《合集》14932）、“惟五鼓……上帝若王……有祐”（同上30388），知商代固有震鼓“聲聞於上”的祭禮。
夏商另一類祭祀日神之禮，是以禮拜出日入日為特殊內容。
《尚書·堯典》有雲：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腸穀，寅賓出日，平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穀，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堯典》的“出日”、“日永”、“納日”、“日短”，構成一歲中四時的分點，即所謂二至二分，是四個有天象根據的中氣，春分、秋分日夜平分，夏至日長，冬至日短，均可揆度測出。四中氣構成了中國古代曆法的四個基本要素，其認識是與古代人們的生活和生產實踐緊相聯繫的。《堯典》的“寅賓出日”，是在仲春，又在“平秩東作”之際舉行；“寅餞納日”，是在仲秋，又在“平秩西成”之際舉行，似有觀象授時，“順時覛土”1的意義，透露出上古時期人們對於日地運動規律的觀察與探索。
當代學者有據《堯典》所述星象，推定其觀測地緯有東南西北地域大範圍之別，星象出現的真年代是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初，《堯典》底本的寫成年代，上下限當在距今3600～4100年之間，不能晚到夏代末期2。如這一推測成立，則所謂“寅賓出日”和“寅餞納（入）日”的祭日神之禮，早在夏代已有之，但決非指天天拜祀日出日落，一般是定在春秋季某個有天象標準的日子中舉行。
甲骨文中也有記商代人觀察日出或祭出日人日的史料。有一片三期卜骨上記有下列一組祭日卜辭：
王其觀日出，其截於日，■。
弜祀。
弜■。
其■湡，王其焚。
其■（沉）。
■，其五牢。
其十牢。吉。（《屯南》2232）“觀日出”和“截於日”，前者是具體物象，後者是概念抽象化的受祭格。截有治義，如《詩·大雅·常武》：“截彼淮浦”，毛傳：“截，治也。”商王觀察日出而治祭日神，有認識自然現象和辨識太陽視運動規律的內在內容，其治祭自有揆日測度天象標準的祭禮意義。在舉行的祭禮中，還施行了■殺牛牲、祀祝、焚燒、沉玉於河等一係列祭儀。值得注意者，此次觀日出的祭地是在偶地，與《堯典》說的“宅嵎夷曰腸穀，寅賓出日”，全相密合，絕非偶然。其地可能在山東，《尚書·禹貢》有雲：“海岱惟青川，嵎夷既略。”《說文》雲：“嵎夷在冀州陽穀，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大概這一把日祭地的選定，起自夏代，商人承之，有“順時覛土”的特殊地望標位。世界民族中祀日之地的選定，也可見到這類現象。如秘魯古印加帝國的薩克薩瓦曼祀日祭地，利於觀日，當時逢6月24日（南半球冬至日）在此祭太陽，祭時四方點聖火1。日本祭太陽重視東西軸，或以二至的日影來定祭地，如高安山既是夏至日出山頂的場所，又是冬至太陽沉於海的觀察地2。說明世界民族在各自的文明發展進程中有其共性，而中國的夏商，通以春秋季某特定日子和某一特定地點觀測太陽與祭日，顯示了固自的特色。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遐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於先王之誅。記夏代胤甲時天象惑亂，發生日食，而世掌天文的羲和貪酒失職，未能預知，被處以誅刑。舊注描繪其日食時的祭禮說：“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聘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今案，所謂取幣供役以禮天神，乃後起之禮，嗇夫馳，庶人走，不如理解為日食發生時夏眾驚慌失措四處奔走之狀。但“瞽奏鼓”當是日食祭禮的原初形態，並為後世所傳承。如《春秋·莊公二十五年》有雲：“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穀梁傳》又進而將這種祭禮加以等級規範化，有所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拆；言充其陽也。”總之，這一祭禮中的擊器伐鼓“聲聞於上”，是為原始成分。
甲骨文有記“日月有食”。董作賓先生認為，言食者，“殆猶存神話之背景。民間傳說則以日月食皆為天狗所食，故必鳴金擊鼓以營救之，此義殷人似已知之。卜辭中有禦祭天犬之文，天犬疑即後世民間流傳可以吞食日月之天狗，祭之所以祈免日月之災歟？《周禮·秋官·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太陰之弓、在矢之名，皆日月食所用之弓矢也。又《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弓矢以射之，鼓以震驚之，則古人果即以為食之者天犬乎。”1甲骨文中有“其將王鼓”（《屯南》441）、“其震鼓”（同236）等辭。又有“貞昃入，王有匚於之，亦鼓”（《合集》14932）、“惟五鼓……上帝若王……有祐”（同上30388），知商代固有震鼓“聲聞於上”的祭禮。
夏商另一類祭祀日神之禮，是以禮拜出日入日為特殊內容。
《尚書·堯典》有雲：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腸穀，寅賓出日，平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穀，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堯典》的“出日”、“日永”、“納日”、“日短”，構成一歲中四時的分點，即所謂二至二分，是四個有天象根據的中氣，春分、秋分日夜平分，夏至日長，冬至日短，均可揆度測出。四中氣構成了中國古代曆法的四個基本要素，其認識是與古代人們的生活和生產實踐緊相聯繫的。《堯典》的“寅賓出日”，是在仲春，又在“平秩東作”之際舉行；“寅餞納日”，是在仲秋，又在“平秩西成”之際舉行，似有觀象授時，“順時覛土”1的意義，透露出上古時期人們對於日地運動規律的觀察與探索。
當代學者有據《堯典》所述星象，推定其觀測地緯有東南西北地域大範圍之別，星象出現的真年代是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初，《堯典》底本的寫成年代，上下限當在距今3600～4100年之間，不能晚到夏代末期2。如這一推測成立，則所謂“寅賓出日”和“寅餞納（入）日”的祭日神之禮，早在夏代已有之，但決非指天天拜祀日出日落，一般是定在春秋季某個有天象標準的日子中舉行。
甲骨文中也有記商代人觀察日出或祭出日人日的史料。有一片三期卜骨上記有下列一組祭日卜辭：
王其觀日出，其截於日，■。
弜祀。
弜■。
其■湡，王其焚。
其■（沉）。
■，其五牢。
其十牢。吉。（《屯南》2232）“觀日出”和“截於日”，前者是具體物象，後者是概念抽象化的受祭格。截有治義，如《詩·大雅·常武》：“截彼淮浦”，毛傳：“截，治也。”商王觀察日出而治祭日神，有認識自然現象和辨識太陽視運動規律的內在內容，其治祭自有揆日測度天象標準的祭禮意義。在舉行的祭禮中，還施行了■殺牛牲、祀祝、焚燒、沉玉於河等一係列祭儀。值得注意者，此次觀日出的祭地是在偶地，與《堯典》說的“宅嵎夷曰腸穀，寅賓出日”，全相密合，絕非偶然。其地可能在山東，《尚書·禹貢》有雲：“海岱惟青川，嵎夷既略。”《說文》雲：“嵎夷在冀州陽穀，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大概這一把日祭地的選定，起自夏代，商人承之，有“順時覛土”的特殊地望標位。世界民族中祀日之地的選定，也可見到這類現象。如秘魯古印加帝國的薩克薩瓦曼祀日祭地，利於觀日，當時逢6月24日（南半球冬至日）在此祭太陽，祭時四方點聖火1。日本祭太陽重視東西軸，或以二至的日影來定祭地，如高安山既是夏至日出山頂的場所，又是冬至太陽沉於海的觀察地2。說明世界民族在各自的文明發展進程中有其共性，而中國的夏商，通以春秋季某特定日子和某一特定地點觀測太陽與祭日，顯示了固自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