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西南蜀人的服飾,地方色彩十分濃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人體裝飾。


    流行戴腳鐲、手鐲,貴賤無別。如上述大型立式人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鐲,兩小腿上各帶一方格形腳鐲。又編號為k1:293一跪坐人像,身份可能為近侍下人,腕上各戴二鐲。另外在一邊璋上所刻人物圖案,亦有腳鐲。


    好耳垂穿孔,也是貴賤無別。一般雙耳垂下各穿一孔,但也有在耳廓至耳垂上各穿三孔者。邊璋人物圖案之雙耳垂部有鈴形掛飾或雙聯環耳飾,揭示了耳垂穿孔與耳飾佩帶法有關。這與前述殷人借帽下耳後垂帶或發束繫結耳環、耳玦的佩帶法,截然不同。


    其二,髮型。


    青銅人頭像k22:34,耳旁留鬢髮,長發梳向腦後,上端束紮施笄,發梢編成辮,垂至頸部。與殷人自頭頂編短辮垂至頸部相異。


    人頭像2:58,發向後梳理,腦後飾蝴蝶形花棄。(圖57)為中原所不見。


    人頭像k22:83,編髮辮盤於頭上一周,髮際線齊耳根,耳上方留短鬢髮。盤法亦與殷人自右耳後編一長辮,上盤頭頂,繞經左耳後而回扣右耳後,很不一樣。


    青銅跪坐人像k1:293,頭髮從前向後梳,再向前卷,做成扁高髻形。(圖58)按此類髮型似用某種膠類將髮膠固捲曲定型。這種方法亦見於東南淮夷或長江中遊荊蠻人,唯髮型有別。 山東益都蘇埠屯商代墓葬出土車踵,(見圖52:10)上飾人麵,頭髮上收,束成左右雙角者50000023_401_11;江西新幹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銅人麵像也有此髮型1;殷人亦見。然西南蜀人未見此類髮型。


    其三,冠式。


    大致有五種。一是花狀高冠,冠頂中間似盛開花形,兩側似葉,冠下段飾兩周回字形紋圖案,上下兩兩相對,又腦後冠下髮際有兩個斜長方形孔,似插笄之孔。此為高級權貴冠式,見於上述大型青銅立人像,二是扁平冠,類似殷人所戴的圓箍“頍”形冠,冠邊或有飾回字形紋兩周,上下相對。此為一般貴族戴,見於人頭像k1:11、k22:90等。三是雙角形“頭盔”,前卑後高,上作圜形,角似爵足外侈,冠後直遮頸部,僅露後腦勺,後腦勺處有一插笄痕。此冠式接近殷商王朝家臣賤奴所戴之“爵弁”,但身份卻不同,是為一般貴族,加人頭像k1:5。四是平頂雙角冠,雙角位於冠偏後左右兩側,角向前捲曲如蠆尾。見於小人像k22:04,似為近侍下人,五是山形帽,帽上飾雨點紋,見於邊璋刻繪人物圖案,似為舞人之冠。(圖59)另又有三聳羽飾的武冠。


    其四,衣著款式。


    除上述大型青銅立人像所著長袖交領左衽深衣,是為高級權貴衣著外,所見近侍下人的衣式有兩種,一種是對襟長服,長袖,窄袖口,束腰帶兩周,見於小人像k22:04;另一種是右衽長袖短衣,束腰帶兩周,下身著犢鼻褌50000023_402_11,一端繫於腰前,另一端反繫於背後腰帶下,見於跪坐人像k1:293,此外又有一種長衣,衣長或過膝部,或垂及大腿部,見於邊璋刻繪人物圖案,似為舞人衣式。


    其五,履。


    流行跣足,貴賤無別,但舞人有穿一種鞋頭尖而上翹之深幫履者。


    顯然,商代周邊地區方國族落的服飾,盡管與中原商人有相似或接近之處,但其所固有的土著性、群體性和多樣性,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這已由遠離中原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人像以及刻繪人像方麵,可以得到較充分的諦視。


    不過,也應看到,夏商王朝實施的廣納兼容各方有利因素的開放性治國方略,使其自成一格的華夏服飾係統,相應注入了不少新活力,在服飾異同方麵而內蘊的夷夏相斥心態,亦維持在一定低限。如前文“髮型與冠式”節中提到的美國史密森寧研究院藏商代玉人麵像,頭戴雀屏式筒形高冠,美國沙可樂私人藏品中也有類似的玉人麵像,唯高冠頂所插長羽分作左右兩束,中間似另有飾物1。這類王人麵像的傳世出土品甚多,因其麵目怪異,或稱為玉鬼神麵,(見前圖53)過去有謂其年代屬山東龍山文化時代、商、周、漢代等幾種說法。1985年陝西洋西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件同類玉人麵,隻是無羽飾高冠2。最近江西新幹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件人麵玉飾,頭戴卷角高羽冠,雙耳掛環,嘴角各有一時獠牙3,形象幾乎與美國史密森寧研究院藏玉人麵像全同。一般認為這類人麵像是鬼神像的勾勒,乃出於當時人的製勝邪惡信念。然其冠飾當本之現實生活,據其發現地域的廣袤和沿演時代之久,至少表明夏商時期夷夏間的服飾相斥心態,並不構成嚴重社會問題。


    再如,商代中原地區中下層社會中所見腦後束一個椎髻的髮型,後曾長期流行於長江下遊東南地區。《吳越春秋》稱其地蠻夷“以椎髻為俗”。1984年丹徒北山頂春秋時大墓出土青銅鳩杖上跪坐吳人像4,額前及兩鬢頭髮截短散披,即所謂“劗鬋”,腦後又盤束左右雙髻。浙江紹興出土鳩杖上越人形象,也作此髮型。但後者腦後僅盤一髻,髻上橫向插有雙股笄,頭頂髻發左右對分5,卻為江南地區各自有的“椎髻之俗”。有跡象顯示,夷夏服飾存異又交相取捨,在夏商時期一度成為主流。


    這種狀況自進入周代而為之一改。《逸周書·世俘解》記武王克殷後回歸宗周,向周廟薦殷俘,“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孔晁註:“取乃衣之施之以恥也。”由於殷周間的敵愾對立,兩者間存在的服飾差異,被周統治者利用來有意製造族類排他心態的一項策略,甚至故意解取對方之衣進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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