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商衣料質地
夏商服飾的衣料質地，文獻傳聞中多有所雲。如《說苑》言禹時有“衣裳細布”。《鹽鐵論·力耕》稱“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帝誥》稱商湯時貴族成員可得“衣文繡”。《帝王世紀》謂商未王“紂不能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台”。又說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說苑》還說紂“錦繡被堂，金玉珍瑋”，至其“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道傊用邪”。由於當時大量物質生活資料為少數貴族統治階級所聚斂，故其服飾的衣料多種多樣，質地也相當華貴。
但在平民賤者一方，自當別論。《詩·豳風·七月》反映周初農夫猶常常是“無衣無褐”。大概粗麻粗葛織物是當時平民階層的主要衣料所屬。《禮記·郊特性》雲：“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可見下層平民有以秋後變黃的植物草莖編以為服，跟貴族階級一方錦繡道偟木工編製服飾，形成截然鮮明的對照。
考古發掘所見，夏代貴族服飾的衣料，主要有粗細不一的麻布和平紋絲織品。前述晉南陶寺遺址一些晚期的大、中型貴族墓，即發現這類衣料。
1975年在偃師二裏頭遺址一座貴族墓內，出土一件綠鬆石鑲嵌的圓銅器，正麵蒙有至少六層粗細不同的四種布，最粗和最細的經緯線，分別為8×8根/cm2和52×14根/cm2，除最細的一種布未確定性質外，其餘都是麻布1。
商代衣料基本仍以麻、絲織品為主體，但編織技巧大有提高，品種增多。河北槁城台西商代中期遺址所出紡織品中，麻布屬於平紋組織，原料是大麻纖維，與原始時代的麻布出土品相比，殘留膠質較少，經紗是由兩根紗合股加拈而成，為s拈向，紗線加拈均勻，說明當時隨著韌皮纖維脫膠技術的提高，已能生產出高質量的麻紗。在出土的絲織品中，計有平紋的“紈”，平紋紗類，平紋縐絲的“殻”，絞紗類的紗羅等，特別是生產縐這種富有彈性而輕盈透明的絲織物，需要有較複雜的工藝技術，另外似乎還懂得利用羊毛編織衣料，在所出麻布中，即發現若幹山羊絨毛2。
麻、絲織品，在商代各地遺址中每有所見。北京平穀劉家河一座隨葬有鐵刃銅鉞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紋麻布，經緯密度分別為每厘米8～20根、6～18根，經緯紗投影寬度為0.5～1.2毫米，紗線大都為s拈向，與台西出土麻布相似3。陝西涇陽高家堡晚商貴族墓，出有麻布和絲綢織品4。長江以南江西新幹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許多隨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絲絹織物痕，布紋疏密不一5。山東膝縣前掌大一座晚商的中字型大墓，在所出的一些紡織品上，還塗飾有成層的紅、黑、白三色圖案6。
殷墟王邑所見，稱得上是集商代服飾布料發現上之大成，各種粗細不一的麻布層出不窮，還有未成品的麻線、麻繩以及成束的絲和絲繩出土1。絲織品種類繁多，僅婦好墓所出就有六種：一是各種平紋絹類，經線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緯線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紋絲類織物，還用硃砂塗染過。三是單經雙緯組織之縑。四是雙經雙緯之絹綢。五是斜紋組織的由經線顯菱形花紋之文綺。六是紗羅組織的大孔羅，每米大約有1500—2000個拈回，屬於目前所知最早的糾經機織羅2。
殷墟王邑所見皮革衣料的加工技巧也令人耳目一新。侯家莊第1004號殷王陵南墓道中，曾發現皮甲殘痕，上有黑、紅、白、黃四色圖案花紋3。甲骨文中有一裘字4，本意當如《說文》所雲：“裘，皮衣也”，從字形看，或許同於段注說的“裘之製，毛在外”，這種裘衣大概不同於去毛或翻毛內裹體的戰鬥護身皮甲。皮革材料乃取之家畜和獸類。
除麻、絲織物和皮革衣料外，商代還有了木棉織物。
1936年殷墟第13次發掘的yhi27坑，張秉權先生在後來整理所出龜甲時發現，有65片無字碎甲上麵粘附有布紋痕跡，經取樣作電子顯微鏡反射光觀察及進行穿透式、掃描式鑑定，又採用生物化學方法驗證，得出這些紡織品具有植物性棉纖維性特徵，而無動物性絲或毛的特徵，從而確定其為棉類織物。棉布為素色平織十字紋，經緯線約平均每3毫米8～12支5。
木棉織物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中也有發現。原為墓主衣著，已碳化成殘片。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鑑定，其衣著中有大麻、苧麻、絲、棉布四種質料，內棉布殘片為青灰色，平紋組織，經緯密每平方厘米14×14支，係多年生灌木型木棉。船槨木質經碳14年代測定和樹輪校正年代，距今約為3445±150年，相當中原的商代1。
《尚書·皋陶謨》雲：“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帝誥》雲：“施章乃服明上下。”夏商衣料，凡麻、絲、棉織物或皮革製品等，確實每施彩繪及塗染。據《禮記·明堂位》雲：“有虞氏服■，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孔疏雲：“有虞氏服紱者，直以韋為■，未有異飾，故雲服拔；夏後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檀弓》又說：“夏後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史記·殷本紀》也稱商湯“易服色，上白。”
夏商服飾的衣料質地，文獻傳聞中多有所雲。如《說苑》言禹時有“衣裳細布”。《鹽鐵論·力耕》稱“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帝誥》稱商湯時貴族成員可得“衣文繡”。《帝王世紀》謂商未王“紂不能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台”。又說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說苑》還說紂“錦繡被堂，金玉珍瑋”，至其“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道傊用邪”。由於當時大量物質生活資料為少數貴族統治階級所聚斂，故其服飾的衣料多種多樣，質地也相當華貴。
但在平民賤者一方，自當別論。《詩·豳風·七月》反映周初農夫猶常常是“無衣無褐”。大概粗麻粗葛織物是當時平民階層的主要衣料所屬。《禮記·郊特性》雲：“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可見下層平民有以秋後變黃的植物草莖編以為服，跟貴族階級一方錦繡道偟木工編製服飾，形成截然鮮明的對照。
考古發掘所見，夏代貴族服飾的衣料，主要有粗細不一的麻布和平紋絲織品。前述晉南陶寺遺址一些晚期的大、中型貴族墓，即發現這類衣料。
1975年在偃師二裏頭遺址一座貴族墓內，出土一件綠鬆石鑲嵌的圓銅器，正麵蒙有至少六層粗細不同的四種布，最粗和最細的經緯線，分別為8×8根/cm2和52×14根/cm2，除最細的一種布未確定性質外，其餘都是麻布1。
商代衣料基本仍以麻、絲織品為主體，但編織技巧大有提高，品種增多。河北槁城台西商代中期遺址所出紡織品中，麻布屬於平紋組織，原料是大麻纖維，與原始時代的麻布出土品相比，殘留膠質較少，經紗是由兩根紗合股加拈而成，為s拈向，紗線加拈均勻，說明當時隨著韌皮纖維脫膠技術的提高，已能生產出高質量的麻紗。在出土的絲織品中，計有平紋的“紈”，平紋紗類，平紋縐絲的“殻”，絞紗類的紗羅等，特別是生產縐這種富有彈性而輕盈透明的絲織物，需要有較複雜的工藝技術，另外似乎還懂得利用羊毛編織衣料，在所出麻布中，即發現若幹山羊絨毛2。
麻、絲織品，在商代各地遺址中每有所見。北京平穀劉家河一座隨葬有鐵刃銅鉞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紋麻布，經緯密度分別為每厘米8～20根、6～18根，經緯紗投影寬度為0.5～1.2毫米，紗線大都為s拈向，與台西出土麻布相似3。陝西涇陽高家堡晚商貴族墓，出有麻布和絲綢織品4。長江以南江西新幹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許多隨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絲絹織物痕，布紋疏密不一5。山東膝縣前掌大一座晚商的中字型大墓，在所出的一些紡織品上，還塗飾有成層的紅、黑、白三色圖案6。
殷墟王邑所見，稱得上是集商代服飾布料發現上之大成，各種粗細不一的麻布層出不窮，還有未成品的麻線、麻繩以及成束的絲和絲繩出土1。絲織品種類繁多，僅婦好墓所出就有六種：一是各種平紋絹類，經線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緯線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紋絲類織物，還用硃砂塗染過。三是單經雙緯組織之縑。四是雙經雙緯之絹綢。五是斜紋組織的由經線顯菱形花紋之文綺。六是紗羅組織的大孔羅，每米大約有1500—2000個拈回，屬於目前所知最早的糾經機織羅2。
殷墟王邑所見皮革衣料的加工技巧也令人耳目一新。侯家莊第1004號殷王陵南墓道中，曾發現皮甲殘痕，上有黑、紅、白、黃四色圖案花紋3。甲骨文中有一裘字4，本意當如《說文》所雲：“裘，皮衣也”，從字形看，或許同於段注說的“裘之製，毛在外”，這種裘衣大概不同於去毛或翻毛內裹體的戰鬥護身皮甲。皮革材料乃取之家畜和獸類。
除麻、絲織物和皮革衣料外，商代還有了木棉織物。
1936年殷墟第13次發掘的yhi27坑，張秉權先生在後來整理所出龜甲時發現，有65片無字碎甲上麵粘附有布紋痕跡，經取樣作電子顯微鏡反射光觀察及進行穿透式、掃描式鑑定，又採用生物化學方法驗證，得出這些紡織品具有植物性棉纖維性特徵，而無動物性絲或毛的特徵，從而確定其為棉類織物。棉布為素色平織十字紋，經緯線約平均每3毫米8～12支5。
木棉織物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中也有發現。原為墓主衣著，已碳化成殘片。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鑑定，其衣著中有大麻、苧麻、絲、棉布四種質料，內棉布殘片為青灰色，平紋組織，經緯密每平方厘米14×14支，係多年生灌木型木棉。船槨木質經碳14年代測定和樹輪校正年代，距今約為3445±150年，相當中原的商代1。
《尚書·皋陶謨》雲：“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帝誥》雲：“施章乃服明上下。”夏商衣料，凡麻、絲、棉織物或皮革製品等，確實每施彩繪及塗染。據《禮記·明堂位》雲：“有虞氏服■，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孔疏雲：“有虞氏服紱者，直以韋為■，未有異飾，故雲服拔；夏後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檀弓》又說：“夏後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史記·殷本紀》也稱商湯“易服色，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