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衡先生最早注意到“商禮”以酒器觚、爵數目區分貴族身分，不同於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為區分貴族身分重要標誌的“周禮”。他以盤龍城李家咀m2商代前期墓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於槨內，炊食器都放在諄外，槨內近棺，槨外遠棺，其與墓主人顯然存在親近與疏遠的關係，故早商禮器已經是重酒器而輕炊食器的組合5。
這一以“重酒”為特色的禮製，至晚商時期仍一而貫之。如殷墟婦好墓，共出青銅容器210件，酒器數量約占74％，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斝為其大宗，單單在墓室北槨內就集中規整放了10多件觚1。山西靈石旌介ml晚商墓，出青銅禮器23件，內10爵4觚1斝均放在諄內近墓主人頭部，食器鼎、簋等則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禮器18件，內10爵4觚及鼎、簋一套，均置於墓主人正前方，並以酒器占絕大多數2。河南羅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槨內頭廂部位。另一m6墓，出兩套觚、爵，集中置於槨內北端，與三件鼎分開放3。以上現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開的“重酒”之風，一直流行於商代各地大小貴族階層之間，愈演愈盛，以酒器數表示人的身分地位，正是建立在這種普遍的社會飲食偏好的根抵之上的。文獻說商代人“庶群自酒，腥聞在上”，一點也不過總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風習，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摻入了“明貴賤，辨等列”的“禮”的時代內涵，在酒進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麵，酒器的質量和數量也成為“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4的重要禮製規範，其發展的極端，也必然導致統治者的酒醉沉湎而為政荒怠，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降臨，當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銅酒禮器的等列現象
商代禮製有以青銅酒器觚、爵套數，辨大小貴族身分地位，序社會政治秩序，學界多有闡述。據新近統計，各地墓葬隨葬青銅觚、爵套數，大體分為50餘套、10、6、5、4、3、2、1套等八大等列，現擇其87例列表於下，以分析這一“器中藏禮”的等級製內涵1。
商代王墓均遭盜掘，故未統計入表。
上表序號1婦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隻，則兩數約略同，可視為50餘套。墓中青銅容器總數210件，殉16人，禮儀規格極高。據甲骨文所記，婦好生前為商王武丁之妃，極受寵，曾一度出入征戰，握有重兵，兼為王室重要將領1。在眾多的隨葬禮器中，有一件重達138.2公斤的青銅三聯甗，由一件長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據實驗，三甑若同時正放，則甑耳會互相碰撞，故使用時，或將中間一甑正放甗上，左右兩甑側放，或三甑同時側放2。這件巨型炊蒸器鑄有“婦好”銘文，宛如一座多眼燒灶，可靈活搬動3。這些特徵表明，可能直接用於大型宴饗場合，將已煮熟的三種食物在烝上同時溫而食之，頗類今之“火鍋”進食法。另有一件帶“好”字銘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鏤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開形，據說用時腹腔盛食物，置於鬲上，利用上騰蒸汽蒸而熟之4。不難想見商王室最上層權貴圍器宴饗的盛大場麵，及婦好生前酒食醉飽的榮華富貴生活。看來晚商王妃最高禮遇，可以享至50餘套觚、爵這一等級。
序號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當10爵）和4觚10爵之別，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麵積中等，大大低於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見於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鉞、大刀等220件器物，銅鏃90q多枚，青銅武器占極大比重，附近又發現車馬坑兩座，可見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當高的軍事統帥，是王朝的高級權貴。出4觚10爵的兩墓見於山西靈石旌介，分屬晚商兩個不同時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種長20多厘米的管狀手持禮器“策”，用來顯示身分；墓主似屬方國君主，且享有的總禮器數一代勝過一代。
序號5—7三墓分別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發掘資料欠缺，難作分析，然滕縣井亭一墓出青銅容器有16件之多，則這一級別的墓主，要亦屬王朝或地方上層貴顯人物。
序號8—11四墓分別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見。在王邑者，其墓麵積中型，規模遜於地方，然有5人殉葬，隨葬青銅容器總數超出地方，所舉小屯ml8墓，器銘有“子漁”、“侯圍”，亦見於甲骨文。子漁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1。甲骨文有“呼圍”，“王令圍”，係人名，侯圍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稱2。墓主不管為誰，大體應是王室所出重要貴戚人物。在地方者，這一級別的墓主，隨葬青銅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盤龍城李家咀m1無兵器隨葬；羅山天湖m1出8戈36鏃；長清興復河一墓出6戈46鏃及車馬器；均不見鎖的青銅禮儀之器，這類墓主與商王朝關係相對要疏遠些，大體是各地土著族落頭目或方國的高級官員之序號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劃歸四套等列，隨葬青銅容器總數一般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權。如定州北莊子m5，人殉2個，同出7戈2矛6鏈，銅策1。又如盤龍城李家咀m2，人殉3個，還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樓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所各一。後兩墓均發現青銅禮鉞兩秉，可見這一級別的墓主，既是當地強族的高級軍事將領，似又與商王朝保持有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充當著王朝與各地族落方國政治、軍事權衡關係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於序號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則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與商王關係較密的高級近侍衛士。
這一以“重酒”為特色的禮製，至晚商時期仍一而貫之。如殷墟婦好墓，共出青銅容器210件，酒器數量約占74％，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斝為其大宗，單單在墓室北槨內就集中規整放了10多件觚1。山西靈石旌介ml晚商墓，出青銅禮器23件，內10爵4觚1斝均放在諄內近墓主人頭部，食器鼎、簋等則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禮器18件，內10爵4觚及鼎、簋一套，均置於墓主人正前方，並以酒器占絕大多數2。河南羅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槨內頭廂部位。另一m6墓，出兩套觚、爵，集中置於槨內北端，與三件鼎分開放3。以上現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開的“重酒”之風，一直流行於商代各地大小貴族階層之間，愈演愈盛，以酒器數表示人的身分地位，正是建立在這種普遍的社會飲食偏好的根抵之上的。文獻說商代人“庶群自酒，腥聞在上”，一點也不過總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風習，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摻入了“明貴賤，辨等列”的“禮”的時代內涵，在酒進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麵，酒器的質量和數量也成為“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4的重要禮製規範，其發展的極端，也必然導致統治者的酒醉沉湎而為政荒怠，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降臨，當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銅酒禮器的等列現象
商代禮製有以青銅酒器觚、爵套數，辨大小貴族身分地位，序社會政治秩序，學界多有闡述。據新近統計，各地墓葬隨葬青銅觚、爵套數，大體分為50餘套、10、6、5、4、3、2、1套等八大等列，現擇其87例列表於下，以分析這一“器中藏禮”的等級製內涵1。
商代王墓均遭盜掘，故未統計入表。
上表序號1婦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隻，則兩數約略同，可視為50餘套。墓中青銅容器總數210件，殉16人，禮儀規格極高。據甲骨文所記，婦好生前為商王武丁之妃，極受寵，曾一度出入征戰，握有重兵，兼為王室重要將領1。在眾多的隨葬禮器中，有一件重達138.2公斤的青銅三聯甗，由一件長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據實驗，三甑若同時正放，則甑耳會互相碰撞，故使用時，或將中間一甑正放甗上，左右兩甑側放，或三甑同時側放2。這件巨型炊蒸器鑄有“婦好”銘文，宛如一座多眼燒灶，可靈活搬動3。這些特徵表明，可能直接用於大型宴饗場合，將已煮熟的三種食物在烝上同時溫而食之，頗類今之“火鍋”進食法。另有一件帶“好”字銘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鏤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開形，據說用時腹腔盛食物，置於鬲上，利用上騰蒸汽蒸而熟之4。不難想見商王室最上層權貴圍器宴饗的盛大場麵，及婦好生前酒食醉飽的榮華富貴生活。看來晚商王妃最高禮遇，可以享至50餘套觚、爵這一等級。
序號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當10爵）和4觚10爵之別，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麵積中等，大大低於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見於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鉞、大刀等220件器物，銅鏃90q多枚，青銅武器占極大比重，附近又發現車馬坑兩座，可見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當高的軍事統帥，是王朝的高級權貴。出4觚10爵的兩墓見於山西靈石旌介，分屬晚商兩個不同時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種長20多厘米的管狀手持禮器“策”，用來顯示身分；墓主似屬方國君主，且享有的總禮器數一代勝過一代。
序號5—7三墓分別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發掘資料欠缺，難作分析，然滕縣井亭一墓出青銅容器有16件之多，則這一級別的墓主，要亦屬王朝或地方上層貴顯人物。
序號8—11四墓分別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見。在王邑者，其墓麵積中型，規模遜於地方，然有5人殉葬，隨葬青銅容器總數超出地方，所舉小屯ml8墓，器銘有“子漁”、“侯圍”，亦見於甲骨文。子漁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1。甲骨文有“呼圍”，“王令圍”，係人名，侯圍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稱2。墓主不管為誰，大體應是王室所出重要貴戚人物。在地方者，這一級別的墓主，隨葬青銅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盤龍城李家咀m1無兵器隨葬；羅山天湖m1出8戈36鏃；長清興復河一墓出6戈46鏃及車馬器；均不見鎖的青銅禮儀之器，這類墓主與商王朝關係相對要疏遠些，大體是各地土著族落頭目或方國的高級官員之序號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劃歸四套等列，隨葬青銅容器總數一般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權。如定州北莊子m5，人殉2個，同出7戈2矛6鏈，銅策1。又如盤龍城李家咀m2，人殉3個，還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樓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所各一。後兩墓均發現青銅禮鉞兩秉，可見這一級別的墓主，既是當地強族的高級軍事將領，似又與商王朝保持有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充當著王朝與各地族落方國政治、軍事權衡關係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於序號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則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與商王關係較密的高級近侍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