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號17—24共八墓，屬三套觚爵等列，均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6至3人不等，平均隨葬青銅容器15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數量都高於外地，而墓室規模卻略低於地方。這種差別應有政區所在位置和經濟優勢方麵的原因，大凡說來，離殷都愈遠，墓室麵積愈大，禮器數則減，呈反比。據序號21羅山天湖m28墓同出3戈，與上述出8戈的羅山天湖ml高級權貴墓同屬一期，但顯然等級要低些。可知這一等列的墓主，屬於中等權貴。在王邑的這批中等貴族統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種社會演進趨勢。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當多，序號25—52共列舉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發現，墓室麵積10餘至數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14座，最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數墓不見人殉。
隨葬青銅容器，最多的13件，最少的4件。應注意的是，這一等列的墓，屬商代前期者麵積均有限，不過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階段，墓室麵積稍大，有上升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數有增至3—8人者；以後這些方麵又呈下降趨勢。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麵積有過10平米者。
種種跡象表明，這批墓主生前應是一般性貴族成員，組成成分比較複雜，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會經濟地位也參差不齊，屬於不穩定的社會階層。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類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貴族子弟，戰時則義不容辭要加入戰士行列，但也有的似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為數眾多的隨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麵積大的不過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號53—87共列舉35座。僅10座有人殉現象，用人1至2人。隨葬青銅容器，最多的為8件，見於殷墟王邑。多數為2—4件。明顯比上一類墓低一個等列。這類墓在商代前期未見殉人現象，隨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階段殉人例有增，隨葬器物略有加，以後殉人現象又減少，但隨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單出或同出兵器或生產工具鐮、錛、紡輪之類。墓主生前應屬末流貴族或中上層平民，有的可能為下層官員或戰士。他們中多數人在平時要參加生產勞動，戰時要服兵役，代表著自由平民中的主體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經濟實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戰功等原因，社會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遷。如序號67殷墟西區m692，葬具有棺有槨，銅器雖僅兩件，卻同出青銅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應是位下級武官。再如序號68一墓，也有棺槨，以1女孩5狗相殉，同出銅戈13件，玉戈、石戈各1件，隨葬銅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銘“象”字，鼎銘為“執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執”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長又兼為王朝下級武官中之佼者。序號87定州北莊子m80，一棺一槨，以4狗相殉，同出5戈8鏃，弓形器、錛、斧、鑿、骨刀各一，可注意者，還加入1木觚和1銅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會風習基礎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禮器名物配使，籠罩著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種金字塔結構式的等級製為其重要表徵。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數，至少可分為八大等列：其一是王室最上層權貴和受寵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高級權貴或軍事統帥，以及各地方國君主，能享10套之多；這兩個等列，大體代表著金字塔結構的最頂端。其三是6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為王朝或地方的上層貴顯。其四是5套使用者，基本屬於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貴戚，或族落方國的高級官員。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級近侍衛士，以及地方強族或方國的高級軍事將領，後者或因與商王朝關係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權力甚至有超逾社會地位顯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這三個等列代表著金字塔結構的次頂層。其六是中等權貴，一般享至3套，王邑與各地基本一致。其七是為數較多的2套享用者，屬於一般貴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貴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這批人大致處於金字塔結構的中間層。其八是眾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屬於末流貴族或中上層自由平民，代表著金字塔式等級製的龐大下層，其中有的人身分為下級武官或戰士，有的為支族之長，有的是人身比較自由的生產勞動者。當然這一等級製結構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廣大下層平民，包括奴隸，青銅酒器與他們無緣，至多能使用幾件陶酒器，見上節所論，不贅述。《大盂鼎》說的“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於酒”，正間接揭示了商代等級製的酒食禮俗。
1 《太平禦覽》卷833引《周書》。
2 同上引《呂氏春秋》。
3 《考工記》。
4 《呂子校補》。
5 《我國一萬年前陶器殘片出土》，《新民晚報》1990年11月1日。又《讀者參考叢書》，學林出版社，1991年，115頁。又《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92年11期。
6 《石灰岩地區14c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甑皮岩和仙人洞遺址的年代問題》，《第一次全國14c學術會議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4年，98頁。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當多，序號25—52共列舉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發現，墓室麵積10餘至數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14座，最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數墓不見人殉。
隨葬青銅容器，最多的13件，最少的4件。應注意的是，這一等列的墓，屬商代前期者麵積均有限，不過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階段，墓室麵積稍大，有上升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數有增至3—8人者；以後這些方麵又呈下降趨勢。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麵積有過10平米者。
種種跡象表明，這批墓主生前應是一般性貴族成員，組成成分比較複雜，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會經濟地位也參差不齊，屬於不穩定的社會階層。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類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貴族子弟，戰時則義不容辭要加入戰士行列，但也有的似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為數眾多的隨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麵積大的不過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號53—87共列舉35座。僅10座有人殉現象，用人1至2人。隨葬青銅容器，最多的為8件，見於殷墟王邑。多數為2—4件。明顯比上一類墓低一個等列。這類墓在商代前期未見殉人現象，隨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階段殉人例有增，隨葬器物略有加，以後殉人現象又減少，但隨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單出或同出兵器或生產工具鐮、錛、紡輪之類。墓主生前應屬末流貴族或中上層平民，有的可能為下層官員或戰士。他們中多數人在平時要參加生產勞動，戰時要服兵役，代表著自由平民中的主體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經濟實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戰功等原因，社會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遷。如序號67殷墟西區m692，葬具有棺有槨，銅器雖僅兩件，卻同出青銅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應是位下級武官。再如序號68一墓，也有棺槨，以1女孩5狗相殉，同出銅戈13件，玉戈、石戈各1件，隨葬銅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銘“象”字，鼎銘為“執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執”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長又兼為王朝下級武官中之佼者。序號87定州北莊子m80，一棺一槨，以4狗相殉，同出5戈8鏃，弓形器、錛、斧、鑿、骨刀各一，可注意者，還加入1木觚和1銅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會風習基礎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禮器名物配使，籠罩著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種金字塔結構式的等級製為其重要表徵。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數，至少可分為八大等列：其一是王室最上層權貴和受寵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高級權貴或軍事統帥，以及各地方國君主，能享10套之多；這兩個等列，大體代表著金字塔結構的最頂端。其三是6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為王朝或地方的上層貴顯。其四是5套使用者，基本屬於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貴戚，或族落方國的高級官員。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級近侍衛士，以及地方強族或方國的高級軍事將領，後者或因與商王朝關係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權力甚至有超逾社會地位顯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這三個等列代表著金字塔結構的次頂層。其六是中等權貴，一般享至3套，王邑與各地基本一致。其七是為數較多的2套享用者，屬於一般貴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貴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這批人大致處於金字塔結構的中間層。其八是眾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屬於末流貴族或中上層自由平民，代表著金字塔式等級製的龐大下層，其中有的人身分為下級武官或戰士，有的為支族之長，有的是人身比較自由的生產勞動者。當然這一等級製結構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廣大下層平民，包括奴隸，青銅酒器與他們無緣，至多能使用幾件陶酒器，見上節所論，不贅述。《大盂鼎》說的“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於酒”，正間接揭示了商代等級製的酒食禮俗。
1 《太平禦覽》卷833引《周書》。
2 同上引《呂氏春秋》。
3 《考工記》。
4 《呂子校補》。
5 《我國一萬年前陶器殘片出土》，《新民晚報》1990年11月1日。又《讀者參考叢書》，學林出版社，1991年，115頁。又《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92年11期。
6 《石灰岩地區14c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甑皮岩和仙人洞遺址的年代問題》，《第一次全國14c學術會議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4年，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