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見的是，四期墓葬隨葬銅器中出現了爵與斝兩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國古代青銅禮器的組合，是從二裏頭四期真正開始的，意味著在貴族階層的禮儀生活領域，銅禮器有逐漸加速了取代陶禮器之勢。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於酒，崇飲之風遠勝夏代，自王至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則“既載清酷，責我思成，亦有和羹”1，酒食美味為享禮所必具。《尚書·酒誥》直斥商人“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西周康王時《大盂鼎》銘，記述了“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於酒，故喪師”的史實。《商書·微子》也再三對商貴族統治集團“沈酗於酒”作了自省。至於商未王紂的嗜酒，文獻中說法更多。《史記·殷本紀》言其“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正義》引《太公六韜》雲：“紂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說苑·反質》也有“紂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的形容。《大戴禮記·少閑》稱紂“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酒食醉飽的生活，為有商一代貴族統治集團裏外上下成員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劇，最終蔚為政權敗亡的大氣候。
崇飲亦漸泛濫於商代一般平民階層，影響整個社會風氣，還相應滲透到當時的葬俗方麵。據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地發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見的隨葬品，為陶製酒器觚、爵。在總數93g座墓內，出這種禮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銅或鉛觚、爵，兩者共占總墓數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編為第八墓區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達89％以上。禮器的組合，前期主要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毀；後期主要為觚、爵配盤、鬲、■、罐之類，不出觚、爵的墓極少，仿銅器的陶禮器也出現於這一時期2。可見，飲酒之風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階層之中。一些中小型墓，盡管隨葬器類和數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會地位較低，也總要與酒發生一些爪葛，隨葬數量不等的酒器。這反映了晚商王邑尋常平民的飲食尚好。
當然，商代各地的飲食水準既有共性，又與王邑有一定差異。如同一時期的河南羅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隨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為禮器組合方式，其中僅兩墓又各出銅爵一個，隻占土坑墓數的25％。相反，其餘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況大不一樣，幾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銅酒器隨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類的其他青銅禮器，並都出有矛、戈、鉞、鏈之類的兵器，其觚、爵數有一套、兩套、三套和五套之別1。可見，前者當屬平民中社會身分不算高的，似為中層以下平民；後者應屬戰士和權貴，包括平民中的上層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貴族。如此看來，這裏的中下層平民，隻有少數與酒有緣，絕大多數是無關於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間的飲酒風氣之盛顯得低落得多。但這裏的貴族和上層平民腆於酒方麵，卻又與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進入尋常平民階層的生活領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發生，唯在相當長時期內限於小部分人範圍內，隻是到晚商時期才有較大泛濫，其中尤以殷墟王邑為甚。鄭州商城城根一帶曾發現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無隨葬品，有隨葬品的9座中僅2座出陶酒器，隻占總墓數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2。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飲酒現象十分有限，但畢竟已為後來殷人“率肄於酒”開了先河。不過這一現象並非所有地區都呈上升趨勢，也有例外。如河北槁城台西中商遺址，在一、二兩期總數112座墓中，約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盡管大都有棺，隨葬品始終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類的炊食器；還有約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幾無任何隨葬品。凡出酒器的，幾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總數8.9％，酒器組合為四式：
（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為青銅禮器，後一式是陶禮器。個別墓配有銅鼎、瓶之類，多數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1。顯然崇飲之風主要盛行於本地權貴之間，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沒有足以推廣的條件。
成鮮明對比的是，商代貴族統治者之間，崇尚飲酒始終貫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貴族葬製，其隨葬禮器從最初時期起，就是“重酒的組合”。曾有學者綜合鄭州商城、輝縣、溫縣、殷墟等地商中心統治區內77座不同時期貴族墓出土青銅禮器，進行總體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為核心的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產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鄭州和輝縣二裏岡期墓葬，隨葬觚、爵的套數有一套至數套之別，還必配其他器類，以配鼎、斝組合為常見。鄭州商城個別貴族墓還有以象牙觚替代銅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銅禮器種類增多，然觚、爵仍為組合核心，在武丁統治前後，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後器類搭配更趨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禮樂器的完善組合形式2。
有學者認為，食器鼎、簋與酒器觚、爵搭配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現，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以至鼎、簋組合單獨存在的過程3。後又有學者據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論，指出這是武丁主政期間銅器組合出現的新變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進行轉化，就是武丁對商代禮製的新發展1。然以考古發現論，盒被引進禮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於南方，湖北黃陂盤龍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銅禮器，（圖30）墓葬年代相當中原二裏崗期2。江西新幹大洋洲新近發現的大型商墓，出青銅禮器50餘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壺、豆、帶把觚等器物者，其組合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為吳城文化二期，相當中原殷商時期3。這表明，以“重食”為內涵的鼎、簋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於長江中遊地區，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時期有可能直接從南方吸收這種文化因素，促進本身禮製的深層變化。《詩·商頌·殷武》述武丁史跡雲：“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衷荊之旅，有截其阻。”舊注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4武丁時期與南方地區交通的暢通，為其飲食文化相向反饋提供了條件。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於酒，崇飲之風遠勝夏代，自王至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則“既載清酷，責我思成，亦有和羹”1，酒食美味為享禮所必具。《尚書·酒誥》直斥商人“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西周康王時《大盂鼎》銘，記述了“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於酒，故喪師”的史實。《商書·微子》也再三對商貴族統治集團“沈酗於酒”作了自省。至於商未王紂的嗜酒，文獻中說法更多。《史記·殷本紀》言其“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正義》引《太公六韜》雲：“紂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說苑·反質》也有“紂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的形容。《大戴禮記·少閑》稱紂“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酒食醉飽的生活，為有商一代貴族統治集團裏外上下成員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劇，最終蔚為政權敗亡的大氣候。
崇飲亦漸泛濫於商代一般平民階層，影響整個社會風氣，還相應滲透到當時的葬俗方麵。據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地發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見的隨葬品，為陶製酒器觚、爵。在總數93g座墓內，出這種禮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銅或鉛觚、爵，兩者共占總墓數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編為第八墓區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達89％以上。禮器的組合，前期主要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毀；後期主要為觚、爵配盤、鬲、■、罐之類，不出觚、爵的墓極少，仿銅器的陶禮器也出現於這一時期2。可見，飲酒之風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階層之中。一些中小型墓，盡管隨葬器類和數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會地位較低，也總要與酒發生一些爪葛，隨葬數量不等的酒器。這反映了晚商王邑尋常平民的飲食尚好。
當然，商代各地的飲食水準既有共性，又與王邑有一定差異。如同一時期的河南羅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隨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為禮器組合方式，其中僅兩墓又各出銅爵一個，隻占土坑墓數的25％。相反，其餘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況大不一樣，幾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銅酒器隨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類的其他青銅禮器，並都出有矛、戈、鉞、鏈之類的兵器，其觚、爵數有一套、兩套、三套和五套之別1。可見，前者當屬平民中社會身分不算高的，似為中層以下平民；後者應屬戰士和權貴，包括平民中的上層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貴族。如此看來，這裏的中下層平民，隻有少數與酒有緣，絕大多數是無關於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間的飲酒風氣之盛顯得低落得多。但這裏的貴族和上層平民腆於酒方麵，卻又與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進入尋常平民階層的生活領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發生，唯在相當長時期內限於小部分人範圍內，隻是到晚商時期才有較大泛濫，其中尤以殷墟王邑為甚。鄭州商城城根一帶曾發現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無隨葬品，有隨葬品的9座中僅2座出陶酒器，隻占總墓數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2。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飲酒現象十分有限，但畢竟已為後來殷人“率肄於酒”開了先河。不過這一現象並非所有地區都呈上升趨勢，也有例外。如河北槁城台西中商遺址，在一、二兩期總數112座墓中，約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盡管大都有棺，隨葬品始終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類的炊食器；還有約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幾無任何隨葬品。凡出酒器的，幾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總數8.9％，酒器組合為四式：
（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為青銅禮器，後一式是陶禮器。個別墓配有銅鼎、瓶之類，多數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1。顯然崇飲之風主要盛行於本地權貴之間，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沒有足以推廣的條件。
成鮮明對比的是，商代貴族統治者之間，崇尚飲酒始終貫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貴族葬製，其隨葬禮器從最初時期起，就是“重酒的組合”。曾有學者綜合鄭州商城、輝縣、溫縣、殷墟等地商中心統治區內77座不同時期貴族墓出土青銅禮器，進行總體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為核心的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產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鄭州和輝縣二裏岡期墓葬，隨葬觚、爵的套數有一套至數套之別，還必配其他器類，以配鼎、斝組合為常見。鄭州商城個別貴族墓還有以象牙觚替代銅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銅禮器種類增多，然觚、爵仍為組合核心，在武丁統治前後，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後器類搭配更趨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禮樂器的完善組合形式2。
有學者認為，食器鼎、簋與酒器觚、爵搭配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現，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以至鼎、簋組合單獨存在的過程3。後又有學者據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論，指出這是武丁主政期間銅器組合出現的新變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進行轉化，就是武丁對商代禮製的新發展1。然以考古發現論，盒被引進禮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於南方，湖北黃陂盤龍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銅禮器，（圖30）墓葬年代相當中原二裏崗期2。江西新幹大洋洲新近發現的大型商墓，出青銅禮器50餘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壺、豆、帶把觚等器物者，其組合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為吳城文化二期，相當中原殷商時期3。這表明，以“重食”為內涵的鼎、簋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於長江中遊地區，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時期有可能直接從南方吸收這種文化因素，促進本身禮製的深層變化。《詩·商頌·殷武》述武丁史跡雲：“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衷荊之旅，有截其阻。”舊注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4武丁時期與南方地區交通的暢通，為其飲食文化相向反饋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