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承自河南龍山文化，陶器仍是當時貴族統治者乃至一般平民的日常主要生活用器，但製陶技術更顯成熟，器型種類也豐富多彩。在夏人活動大本營的豫西地區，二裏頭文化是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炊器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狀足罐形鼎、深腹罐、圓鼓腹罐、甑以及少量袋足甗；食器有斜壁平底碗、深盤矮圈足豆、斂口缽等；食品加工器有擂缽；盛儲器有小口廣肩深腹甕、大口深腹罐和尊；水器有敞口大平底盆、敞口深腹盆、圈足盤、單耳杯；酒器有鬹、爵、觚，三期又有斝和長流青銅爵。另外，圈足簋、三足皿、四足方鼎、鬲等陶器是新見器型4。（圖18、19）
在晉南夏王朝重要統治區，考古發現的夏縣東下馮一至四期文化，年代大體與二裏頭一至四期文化一致。其一期所見陶器有鼎、鬲、甗、豆、簋，小口尊、單耳罐、折肩罐、小口罐、雙鋬罐、盆、甑、罍、甕、斂口甕、蛋形甕、杯、器蓋等18種；二期又增加了斝、小口鼓腹罐、大口罐、深腹罐、大口尊、盤、碗、四足方杯、盅等9種；三期以後又出現了缸、缽、爵、盉、壺、折腹罐、雙耳罐、器座等，計達30多種陶器類型。但其炊器則一直以甗和單耳罐為主1。東下馮炊器鼎少而鬲多，貯藏器常見蛋形甕，食品加工器擂缽較少見，這些都有別於二裏頭器類，表明了夏代在炊煮飲食器具方麵存在的地區性差異。
在山東和蘇北一帶，屬於夏代的東方，這類差異也是很明顯的。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是嶽石文化，炊器主要是陶鬹，斝、鬲十分鮮見，二裏頭有的觚、爵、甑、擂缽、大口尊等，嶽石不見，嶽石有的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則不見於二裏頭。豆、碗、盆、罐等雖然都有，具體形製和紋飾風格卻很不同，特別是彩繪陶器，為嶽石所獨有2。
至商代前期，常見陶炊器主要是鬲、鼎、甗、罐、甑等；飲器有斝、爵、盉、觚、杯等；食器有簋、豆、■等；盛儲器有盆、甕、大口尊、深腹罐、■、壺、缸等；食品加工器有擂缽。（圖20）商代後期，飲器中陶爵、陶觚顯著增多，陶斝銳減，另又增加了卣、尊、觶；食器中陶簋、陶豆數量大增，又有陶盤；盛器中陶盆、陶甕明顯減少，大口尊逐漸消失，陶■大量出現。（圖21）商代青銅器的大量鑄造和使用，出現了許多製作精緻的仿銅陶器，如安陽殷墟出土的敞口帶柱、有流有尾、圜底帶鋬陶爵，圈足陶觚，鼓腹帶鼻陶卣，雙立耳三足陶鼎，雙立耳陶斝，敞口高圈足陶尊，均屬上等仿銅陶器3。飲器中酒器特多，反映出商人嗜酒的風習。
商代的“蜀”地，人們日常使用的陶器與中原地區有所不同，炊食器不用鼎、鬲，卻有異形三足器，三空足分襠高而寬，似三個尖底杯粘在一個頸圈下，頸圈外又有一圈寬沿，猶如今之四川泡菜罈沿。又有小平底罐、高把豆形器、空足而瘦高之盉、高領廣肩罐、馬頭把勺、簋、盤、長頸壺等。酒器有瓶形杯、平底觚、尖底杯、尖底盞等1。商代的南方地區，江西新幹新發現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銅器480餘件，陶器300餘件2，據說器物組合以炊食器鼎、鬲為主，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似反映了“重食”的習尚，這與“蜀”地也是有其差異的。
商代陶製品已呈兩極分化的極端發展趨勢。作為一般平民使用者，種類趨於簡單化，製作亦不精，常見的無非是鬲、簋、豆、盤、罐、瓿、觚、爵、盆等近十種3。而貴族階層享用陶器則趨於禮儀化，不僅造型眾多，紋樣別致，器類齊備，並且燒製工藝有新提高。如始見於龍山文化時期的白陶，在河北槁城台西、河南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山東濟南大辛莊等商代遺址均有發現，主要器種有鼎、爵、簋、尊、卣、觶、豆、盤、■等，是用高嶺土作坯料，經1000c左右高溫燒成，質地堅硬潔白，紋樣精細，是貴族專用的陶禮器4。最早見之於晉南東下馮遺址西區龍山晚期文化層的原始青瓷器，5在鄭州商城、湖北黃肢盤龍城、江西清江吳城、河南柘城孟莊、輝縣琉璃閣、安陽殷墟、河北槁城台西、山東濟南大辛莊、益都蘇埠屯、安徽肥西、來安等商代遺址都有出土，器種有尊、豆、碗、盆、盂、罐、甕等，也是用高嶺土作坯料，經1100c～1200c高溫燒成，表麵施釉彩，顏色有黃綠色、淡黃色、灰綠色或淺褐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越悅耳聲6，這是在製陶工藝基礎上的一大發明，也大體屬於貴族享用品。
應看到，自有人工製作器皿以後，在最初相當長時期內，並無嚴格的炊器、食器、盛肉器、盛菜器、盛湯器、飲酌器、沃盥器等等的品類之分，一器多用和飲食不分現象，甚至到夏商兩代依舊普遍存在。
如陶鬲，分襠三款足，利於受火，通常說法為煮穀食的炊器。《孔子家語·致思篇》雲：“瓦鬲煮食。”然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七座殷墓出土的陶鬲，其內均留有魚骨；另又發現其他一些陶鬲，裏麵留有羊腿骨或別的獸類肢骨，腹底尚存煙炱痕1。甲骨文■2，為鬲中有佳，禽鳥之屬。另一■字3，像鬲中有菜蔬意。可見，鬲不限於煮穀食，也煮肉類魚禽蔬菜，凡葷腥素食不拘，一器多用。
斝，一般用為酒器，但陶寺遺址大墓出土陶斝，其內有盛豬頭者4。
在晉南夏王朝重要統治區，考古發現的夏縣東下馮一至四期文化，年代大體與二裏頭一至四期文化一致。其一期所見陶器有鼎、鬲、甗、豆、簋，小口尊、單耳罐、折肩罐、小口罐、雙鋬罐、盆、甑、罍、甕、斂口甕、蛋形甕、杯、器蓋等18種；二期又增加了斝、小口鼓腹罐、大口罐、深腹罐、大口尊、盤、碗、四足方杯、盅等9種；三期以後又出現了缸、缽、爵、盉、壺、折腹罐、雙耳罐、器座等，計達30多種陶器類型。但其炊器則一直以甗和單耳罐為主1。東下馮炊器鼎少而鬲多，貯藏器常見蛋形甕，食品加工器擂缽較少見，這些都有別於二裏頭器類，表明了夏代在炊煮飲食器具方麵存在的地區性差異。
在山東和蘇北一帶，屬於夏代的東方，這類差異也是很明顯的。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是嶽石文化，炊器主要是陶鬹，斝、鬲十分鮮見，二裏頭有的觚、爵、甑、擂缽、大口尊等，嶽石不見，嶽石有的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則不見於二裏頭。豆、碗、盆、罐等雖然都有，具體形製和紋飾風格卻很不同，特別是彩繪陶器，為嶽石所獨有2。
至商代前期，常見陶炊器主要是鬲、鼎、甗、罐、甑等；飲器有斝、爵、盉、觚、杯等；食器有簋、豆、■等；盛儲器有盆、甕、大口尊、深腹罐、■、壺、缸等；食品加工器有擂缽。（圖20）商代後期，飲器中陶爵、陶觚顯著增多，陶斝銳減，另又增加了卣、尊、觶；食器中陶簋、陶豆數量大增，又有陶盤；盛器中陶盆、陶甕明顯減少，大口尊逐漸消失，陶■大量出現。（圖21）商代青銅器的大量鑄造和使用，出現了許多製作精緻的仿銅陶器，如安陽殷墟出土的敞口帶柱、有流有尾、圜底帶鋬陶爵，圈足陶觚，鼓腹帶鼻陶卣，雙立耳三足陶鼎，雙立耳陶斝，敞口高圈足陶尊，均屬上等仿銅陶器3。飲器中酒器特多，反映出商人嗜酒的風習。
商代的“蜀”地，人們日常使用的陶器與中原地區有所不同，炊食器不用鼎、鬲，卻有異形三足器，三空足分襠高而寬，似三個尖底杯粘在一個頸圈下，頸圈外又有一圈寬沿，猶如今之四川泡菜罈沿。又有小平底罐、高把豆形器、空足而瘦高之盉、高領廣肩罐、馬頭把勺、簋、盤、長頸壺等。酒器有瓶形杯、平底觚、尖底杯、尖底盞等1。商代的南方地區，江西新幹新發現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銅器480餘件，陶器300餘件2，據說器物組合以炊食器鼎、鬲為主，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似反映了“重食”的習尚，這與“蜀”地也是有其差異的。
商代陶製品已呈兩極分化的極端發展趨勢。作為一般平民使用者，種類趨於簡單化，製作亦不精，常見的無非是鬲、簋、豆、盤、罐、瓿、觚、爵、盆等近十種3。而貴族階層享用陶器則趨於禮儀化，不僅造型眾多，紋樣別致，器類齊備，並且燒製工藝有新提高。如始見於龍山文化時期的白陶，在河北槁城台西、河南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山東濟南大辛莊等商代遺址均有發現，主要器種有鼎、爵、簋、尊、卣、觶、豆、盤、■等，是用高嶺土作坯料，經1000c左右高溫燒成，質地堅硬潔白，紋樣精細，是貴族專用的陶禮器4。最早見之於晉南東下馮遺址西區龍山晚期文化層的原始青瓷器，5在鄭州商城、湖北黃肢盤龍城、江西清江吳城、河南柘城孟莊、輝縣琉璃閣、安陽殷墟、河北槁城台西、山東濟南大辛莊、益都蘇埠屯、安徽肥西、來安等商代遺址都有出土，器種有尊、豆、碗、盆、盂、罐、甕等，也是用高嶺土作坯料，經1100c～1200c高溫燒成，表麵施釉彩，顏色有黃綠色、淡黃色、灰綠色或淺褐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越悅耳聲6，這是在製陶工藝基礎上的一大發明，也大體屬於貴族享用品。
應看到，自有人工製作器皿以後，在最初相當長時期內，並無嚴格的炊器、食器、盛肉器、盛菜器、盛湯器、飲酌器、沃盥器等等的品類之分，一器多用和飲食不分現象，甚至到夏商兩代依舊普遍存在。
如陶鬲，分襠三款足，利於受火，通常說法為煮穀食的炊器。《孔子家語·致思篇》雲：“瓦鬲煮食。”然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七座殷墓出土的陶鬲，其內均留有魚骨；另又發現其他一些陶鬲，裏麵留有羊腿骨或別的獸類肢骨，腹底尚存煙炱痕1。甲骨文■2，為鬲中有佳，禽鳥之屬。另一■字3，像鬲中有菜蔬意。可見，鬲不限於煮穀食，也煮肉類魚禽蔬菜，凡葷腥素食不拘，一器多用。
斝，一般用為酒器，但陶寺遺址大墓出土陶斝，其內有盛豬頭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