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午卜，爭，貞令登取■黍。（《懷》448）
庚申卜，■黍其■兄辛。（《合集》27632）
登、■一義。舊釋■為聲的省體，讀為馨香之馨3。今以二辭參校，■黍與聲黍，實指兩個具體藏舊黍的地點，前者似為河傍之糧倉。饒有興味的是這二字，一個從止，一個從耳，均以人體部分器官為形符，寓意是否與重視黍的平時實際護藏有關，則不得而知了。
二期卜辭中又有記“新黍”者，如：
□□□，大，貞見新黍，翌……（《合集》24432正）
見或讀如獻1。新黍當指新收穫之黍。此辭似指各地獻新黍給朝廷，也可能是向神靈獻薦新黍，前者可能性大些，但不管怎麽說，這也多少揭示了黍是商代統治者享用的重要食糧。
商代貴黍賤粟，稻或因限於區域水文環境而未能推廣，高粱的種植也很有限，考古發現主要為周族先人之食糧品種。而作為商代五類粒食之一的麥，似為時令食糧，甲骨文有“月一正曰食麥”2，恰與《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相應，可能因收穫量不大，故不能成為經常性食糧。
1 《尚書·舜典》，孔疏。
2 《天工開物》。
3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首次發現銅器》，《考古》1984年12期。
4 《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209、215頁。
5 《安徽含山大城墩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1 《尚書·仲虺之誥》。
2 《說文解字注》，徐灝箋。
3 唐雲明：《河北商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2年1期。
4 《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8頁。
5 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83頁。
6 許順湛：《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7頁。又楊育 彬：《鄭州商城初探》，同，1985年，22頁。
7 《陝西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遺址發掘記略》，《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1 《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278頁，又圖版八○之3、6～8。
1 《槁城台西商代遺址》，196頁。
2 《詩·小雅·甫田》雲：“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西周仲■父盤銘雲：“黍粱（禾）麥。”知周代的“五穀”同如商代。
3 參見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選集考辨》（四），《農業考古》1990年1期。
4 《殷綴》318。
5 《丙》74。
6 同注3。
1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529頁。
2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仲夏紀》，學林出版社，1984年，247頁。
3 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246頁。
1 見前揭裘錫圭文。
2 《合集》24440。
第三節 器以藏禮
一 為器之用
（一）夏商人的飲食用器
《禮記·禮運》中說：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汗尊而抔飲。（鄭氏注雲：虷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
《鹽鐵論·散不足》說：
古者汗尊杯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這是在想像遠古人類沒有飲食器具的當初，恐怕常就地挖個小坑當飲器，用手掬水而飲，晚後才有竹木陶匏等人工製作之用器。其說大體不誤。從器用發展史言，應數陶器的發明，對人類物質生活的意義最為深遠。
傳說有“神農耕而作陶”1；“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2；“有虞氏上陶”3。表明陶器的發明，與農耕定居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呂氏春秋·君守》又有一說雲：“昆吾作陶。”高誘注謂：“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製作陶冶埏埴為器。”《古史考》也說：“夏後氏時，昆吾作瓦，以代茅茨之始。”把陶器的發明推遲到夏代，完全不符合考古事實，至於瓦的出現，則遲至西周才有。清梁玉繩即疑之，謂昆吾“非為夏伯之昆吾氏”4。我國最早的陶器見諸中原地區，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出土陶片，據測定距今約9700～10500年5，到仰韶文化時期，西安半坡和臨潼薑寨等大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已發現有專門燒製陶器的窯場。長江以南的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的陶片，年代也均早到9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早期6。
陶器發明後，在很長的歲月內，一直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炊煮和飲食用器。中原地區出土的早期陶器，如按傳統分類法，大體有炊器鼎、罐，飲食器三足缽、圓底缽、碗、瓢、盤、盂及用於炊事的支腳，還有水器小口雙耳壺等7。到仰韶文化時期，炊器有罐、鼎、釜、甑等，飲食器有缽、碗、盆、豆、盂、杯、盤等，儲容器有壺、罐、甕、缸等，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寶雞福臨堡仰韶遺址還出土了雙釜與灶連體的釜灶，灶高40.5、最大肩徑50、底徑25厘米，兩釜共一火門，灶頂設有排煙孔八個1，利於吸風拔火，提高了燒煮食物的爐溫效率和用火安全。滎陽青台仰韶遺址還出土了許多陶鏊，器如覆形平底盤，內壁附三足，據說是用來烙餅的幹食器2。到龍山文化時期，炊器有鬲、甗、斝、鼎、甑等，還出現了鬹、盉、杯、壺以及白陶酒器等。不少遺址還出有一種用來研塊莖或根莖植物的食品加工器擂缽3。
庚申卜，■黍其■兄辛。（《合集》27632）
登、■一義。舊釋■為聲的省體，讀為馨香之馨3。今以二辭參校，■黍與聲黍，實指兩個具體藏舊黍的地點，前者似為河傍之糧倉。饒有興味的是這二字，一個從止，一個從耳，均以人體部分器官為形符，寓意是否與重視黍的平時實際護藏有關，則不得而知了。
二期卜辭中又有記“新黍”者，如：
□□□，大，貞見新黍，翌……（《合集》24432正）
見或讀如獻1。新黍當指新收穫之黍。此辭似指各地獻新黍給朝廷，也可能是向神靈獻薦新黍，前者可能性大些，但不管怎麽說，這也多少揭示了黍是商代統治者享用的重要食糧。
商代貴黍賤粟，稻或因限於區域水文環境而未能推廣，高粱的種植也很有限，考古發現主要為周族先人之食糧品種。而作為商代五類粒食之一的麥，似為時令食糧，甲骨文有“月一正曰食麥”2，恰與《月令》孟春之月“食麥與羊”相應，可能因收穫量不大，故不能成為經常性食糧。
1 《尚書·舜典》，孔疏。
2 《天工開物》。
3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首次發現銅器》，《考古》1984年12期。
4 《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209、215頁。
5 《安徽含山大城墩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1 《尚書·仲虺之誥》。
2 《說文解字注》，徐灝箋。
3 唐雲明：《河北商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2年1期。
4 《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78頁。
5 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283頁。
6 許順湛：《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7頁。又楊育 彬：《鄭州商城初探》，同，1985年，22頁。
7 《陝西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遺址發掘記略》，《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1 《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278頁，又圖版八○之3、6～8。
1 《槁城台西商代遺址》，196頁。
2 《詩·小雅·甫田》雲：“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西周仲■父盤銘雲：“黍粱（禾）麥。”知周代的“五穀”同如商代。
3 參見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選集考辨》（四），《農業考古》1990年1期。
4 《殷綴》318。
5 《丙》74。
6 同注3。
1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529頁。
2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仲夏紀》，學林出版社，1984年，247頁。
3 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246頁。
1 見前揭裘錫圭文。
2 《合集》24440。
第三節 器以藏禮
一 為器之用
（一）夏商人的飲食用器
《禮記·禮運》中說：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汗尊而抔飲。（鄭氏注雲：虷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
《鹽鐵論·散不足》說：
古者汗尊杯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這是在想像遠古人類沒有飲食器具的當初，恐怕常就地挖個小坑當飲器，用手掬水而飲，晚後才有竹木陶匏等人工製作之用器。其說大體不誤。從器用發展史言，應數陶器的發明，對人類物質生活的意義最為深遠。
傳說有“神農耕而作陶”1；“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2；“有虞氏上陶”3。表明陶器的發明，與農耕定居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呂氏春秋·君守》又有一說雲：“昆吾作陶。”高誘注謂：“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製作陶冶埏埴為器。”《古史考》也說：“夏後氏時，昆吾作瓦，以代茅茨之始。”把陶器的發明推遲到夏代，完全不符合考古事實，至於瓦的出現，則遲至西周才有。清梁玉繩即疑之，謂昆吾“非為夏伯之昆吾氏”4。我國最早的陶器見諸中原地區，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出土陶片，據測定距今約9700～10500年5，到仰韶文化時期，西安半坡和臨潼薑寨等大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已發現有專門燒製陶器的窯場。長江以南的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的陶片，年代也均早到9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早期6。
陶器發明後，在很長的歲月內，一直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炊煮和飲食用器。中原地區出土的早期陶器，如按傳統分類法，大體有炊器鼎、罐，飲食器三足缽、圓底缽、碗、瓢、盤、盂及用於炊事的支腳，還有水器小口雙耳壺等7。到仰韶文化時期，炊器有罐、鼎、釜、甑等，飲食器有缽、碗、盆、豆、盂、杯、盤等，儲容器有壺、罐、甕、缸等，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寶雞福臨堡仰韶遺址還出土了雙釜與灶連體的釜灶，灶高40.5、最大肩徑50、底徑25厘米，兩釜共一火門，灶頂設有排煙孔八個1，利於吸風拔火，提高了燒煮食物的爐溫效率和用火安全。滎陽青台仰韶遺址還出土了許多陶鏊，器如覆形平底盤，內壁附三足，據說是用來烙餅的幹食器2。到龍山文化時期，炊器有鬲、甗、斝、鼎、甑等，還出現了鬹、盉、杯、壺以及白陶酒器等。不少遺址還出有一種用來研塊莖或根莖植物的食品加工器擂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