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對於穀物種類的推廣播植方麵已大大超逾夏代，故其食糧品種也較多。《尚書·盤庚上》有雲：“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舊說“黍為大黃米，稷為小黃米。”2這至少說明商人是以黍、稷為主食。
從考古發現看，河北邢台曹演莊、槁城台西等商代遺址曾出上炭化黍3。河南安陽殷墟後岡圓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隨第一層人架曾發現穀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內部的腹底和銅鼎、戈上也有穀物的殘跡，有些穀物保存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態，據觀察似為粟類4。在殷墟遺址，據說解放前的科學發掘中還出土過稻穀的遺存5。商人種植水稻還可推到更早階段，鄭州商城白家莊遺址中即曾發現稻殼遺存6。可知商人粒食品種不單一，特別是同一遺址而有幾種穀物出土，正說明了當時食糧的多元因素。
在商代的某些方國，食糧也不限於黍、稷、稻米之類。如陝西長武縣涇河流域碾子坡遺址，在一半豎穴式房址的壁龕內發現少量炭化穀物，據鑑定，屬於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據說這裏為周人“後稷”時期，約當殷墟文化二期7。可知晚商時周族先人還以高粱為食。
殷墟甲骨文中記有不少糧食作物，品種何屬，眾說不一，今把較有影響的幾家說法列表如下：
上表揭示的困惑點，一是甲骨文穀物類稱之同字異體如何確定，尤其是黍、■、來三體的考訂，歧見紛出；二是穀物類別與農作物品屬如何對號，也是異說多端。但如果不斤斤於名物訓詁的舊訟，以直觀知識言，粟穗聚而下垂，黍為散穗，麥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應是識別甲骨文穀類作物的基點。大略說來，學者主張的禾為粟形，去皮是為小米，■為黍形，來為麥之別稱，■似田間長高粱形，是可信的。至於■、■，雖為稻類，但品屬則不詳。商代遺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遺物，可以增加這方麵的認識，後世有將粟、黍、麥、稻。麻之類稱作“五穀”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為纖維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織品和成束麻繩1，麻子則用做藥用，槁城台西商代遺址即發現用麻子入藥之證1。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麥、稻、高粱稱得上是商代“五穀”，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種2。
不過，由於商代存在著嚴格的階級和等級之分，穀物也是有賤食和貴重食糧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時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區最頻見的主要穀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為一切穀物的通稱，當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糧之故。麥、稻、高粱在商代的種植量大概不會大多，黍不是賤食。上揭裘錫圭先生文指出，在有關農業卜辭裏，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數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說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種穀物，主要為統治階級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時是吃不到的。據《詩·周頌·良耜》雲：“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餉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雲，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即粟）耳。”貴黍而賤粟，至周代尚如之。
黍為商代貴重食糧，極受統治者重視，甲骨文每見商王令臣下或貴婦督眾種黍之事3。武丁時卜辭有“貞王往省黍”4、“貞王立黍受年，一月”5；省有省視、視察意；立有蒞臨義，又有置、植之義6；兩辭均記商王武丁親往視察黍的生長或黍的種植。黍的農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龐、龍囿、魯、■、■、■等等。它辭有記“登黍”，如：
丙子卜，其登黍於宗。（《合集》30306）
辛醜卜，■，酒黍登辛亥。十二月。
辛醜卜，於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
21221）登黍與黍登意同。或謂登黍是農事收穫後，以新黍先薦於寢廟讓祖先嚐新1。然考之卜辭，登黍月份唯見十二月和一月，且主要是在一月舉行，倒是與“令黍”、“立黍”的種黍月份一月相應，顯而易見不是剛收穫來的新黍。《禮記·月令》謂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嚐黍，以含桃先薦寢廟。”孔疏：“黍非新成，直取舊黍。”陳奇猷先生亦認為，仲夏之月（五月）黍尚未成熟，所謂登黍，“蓋農種黍，以籽種之，餘者進之，以為應物之食而已。”2此說甚是。所不同的是《月令》登黍是在仲夏黍尚於田間長生未熟中，商代登黍則是在一月下種之前，但兩者均非獻祭新黍，而是取舊黍薦於祖先，以求得到未來新黍豐收之祐。
商代登黍所薦祖先，從甲骨文看，有先公上甲、二示（即示王、示癸），有先王高祖乙、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父庚、父甲、兄辛，還有身份不詳的祖先神小丁。登黍一般都在這些祖先的宗廟裏舉行，如三期卜辭雲：
□□卜，彭，貞其延登黍……饗父庚、父甲家口。
（《合集》30345）父庚、父甲家，即祖庚、祖甲的宗廟。這條卜辭似表明，在兩位父王的宗廟裏登黍後，又繼續舉行了宴饗活動。祭祖、薦黍求年、飲食三者，己被統治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登進所取之黍，卜辭中有所揭示，如：
從考古發現看，河北邢台曹演莊、槁城台西等商代遺址曾出上炭化黍3。河南安陽殷墟後岡圓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隨第一層人架曾發現穀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內部的腹底和銅鼎、戈上也有穀物的殘跡，有些穀物保存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態，據觀察似為粟類4。在殷墟遺址，據說解放前的科學發掘中還出土過稻穀的遺存5。商人種植水稻還可推到更早階段，鄭州商城白家莊遺址中即曾發現稻殼遺存6。可知商人粒食品種不單一，特別是同一遺址而有幾種穀物出土，正說明了當時食糧的多元因素。
在商代的某些方國，食糧也不限於黍、稷、稻米之類。如陝西長武縣涇河流域碾子坡遺址，在一半豎穴式房址的壁龕內發現少量炭化穀物，據鑑定，屬於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據說這裏為周人“後稷”時期，約當殷墟文化二期7。可知晚商時周族先人還以高粱為食。
殷墟甲骨文中記有不少糧食作物，品種何屬，眾說不一，今把較有影響的幾家說法列表如下：
上表揭示的困惑點，一是甲骨文穀物類稱之同字異體如何確定，尤其是黍、■、來三體的考訂，歧見紛出；二是穀物類別與農作物品屬如何對號，也是異說多端。但如果不斤斤於名物訓詁的舊訟，以直觀知識言，粟穗聚而下垂，黍為散穗，麥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應是識別甲骨文穀類作物的基點。大略說來，學者主張的禾為粟形，去皮是為小米，■為黍形，來為麥之別稱，■似田間長高粱形，是可信的。至於■、■，雖為稻類，但品屬則不詳。商代遺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遺物，可以增加這方麵的認識，後世有將粟、黍、麥、稻。麻之類稱作“五穀”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為纖維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織品和成束麻繩1，麻子則用做藥用，槁城台西商代遺址即發現用麻子入藥之證1。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麥、稻、高粱稱得上是商代“五穀”，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種2。
不過，由於商代存在著嚴格的階級和等級之分，穀物也是有賤食和貴重食糧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時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區最頻見的主要穀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為一切穀物的通稱，當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糧之故。麥、稻、高粱在商代的種植量大概不會大多，黍不是賤食。上揭裘錫圭先生文指出，在有關農業卜辭裏，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數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說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種穀物，主要為統治階級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時是吃不到的。據《詩·周頌·良耜》雲：“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餉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雲，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即粟）耳。”貴黍而賤粟，至周代尚如之。
黍為商代貴重食糧，極受統治者重視，甲骨文每見商王令臣下或貴婦督眾種黍之事3。武丁時卜辭有“貞王往省黍”4、“貞王立黍受年，一月”5；省有省視、視察意；立有蒞臨義，又有置、植之義6；兩辭均記商王武丁親往視察黍的生長或黍的種植。黍的農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龐、龍囿、魯、■、■、■等等。它辭有記“登黍”，如：
丙子卜，其登黍於宗。（《合集》30306）
辛醜卜，■，酒黍登辛亥。十二月。
辛醜卜，於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
21221）登黍與黍登意同。或謂登黍是農事收穫後，以新黍先薦於寢廟讓祖先嚐新1。然考之卜辭，登黍月份唯見十二月和一月，且主要是在一月舉行，倒是與“令黍”、“立黍”的種黍月份一月相應，顯而易見不是剛收穫來的新黍。《禮記·月令》謂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嚐黍，以含桃先薦寢廟。”孔疏：“黍非新成，直取舊黍。”陳奇猷先生亦認為，仲夏之月（五月）黍尚未成熟，所謂登黍，“蓋農種黍，以籽種之，餘者進之，以為應物之食而已。”2此說甚是。所不同的是《月令》登黍是在仲夏黍尚於田間長生未熟中，商代登黍則是在一月下種之前，但兩者均非獻祭新黍，而是取舊黍薦於祖先，以求得到未來新黍豐收之祐。
商代登黍所薦祖先，從甲骨文看，有先公上甲、二示（即示王、示癸），有先王高祖乙、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父庚、父甲、兄辛，還有身份不詳的祖先神小丁。登黍一般都在這些祖先的宗廟裏舉行，如三期卜辭雲：
□□卜，彭，貞其延登黍……饗父庚、父甲家口。
（《合集》30345）父庚、父甲家，即祖庚、祖甲的宗廟。這條卜辭似表明，在兩位父王的宗廟裏登黍後，又繼續舉行了宴饗活動。祭祖、薦黍求年、飲食三者，己被統治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登進所取之黍，卜辭中有所揭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