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雨。
其出舟，惟今日癸亡■。吉
翌乙亡■。吉（《英》2322）
暘日是晴天出太陽。可見晴、有風無風、有雨無雨的氣候條件，均是決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慮參數，這是殷人出於水上航行安全的實際顧慮。
當時重要場合的用舟出航，似乎還要舉行一番儀式，如：
癸卯卜，■，貞■祀，惟左■■。
癸卯卜，■，貞■祀祝。
癸卯卜，狄，貞其祝。
惟乙舟。
惟丁舟。（《合集》30757）
■，疑今之邕字。《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與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傳·宣公十二年》雲：“川壅為澤。”壅又有曲隈之意1。左邕，可能是殷墟王邑一帶洹水曲隈之泊舟處。一事多卜，反覆貞問動用左邕之舟的祀祝儀式，以及決定在乙日還是丁日出舟。唯當時啟用舟時舉行祀祝儀式的隆重場麵，今已難知周詳了。
綜上所述，商代除有在於道與河道交湊處立渡津設舟以供貴族成員過往擺渡外，王朝內亦備有相當數量的舟，有商王專用的王舟，有權貴要臣使用的舟，還有用於軍事的舟群，由此產生了相關的用舟管理製度。凡直屬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負責管理，舟有“左邕”之類的專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都一帶的洹曲之濱，解纜用舟需經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選擇定，一般以氣候是否利於航行為準，啟用時又有相關的儀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貴族統治階級專享的貴重水上交通工具。
三 車之用
（一）王邑內權貴的馬車
陸行乘車，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記》雲：“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據統計，《考工記》載有古代六類三十個工種，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個，敘述文字比重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二。七個攻木工種是輪、輿（內附輈）、弓、廬、匠、車、梓，按其性質可概為建築、作車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類，而作車器者即占了輪、輿（附輈）、車等三個以上的工種1。造車不易，能用車作外出遠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會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國語·晉語四》雲：“車上水下必伯”，韋昭註：“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由於車的貴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統治階級顯赫權勢的象徵。《墨子·辭過》說的“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淮南子·汜論訓》說的“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就上古社會而言，恐怕不盡符合事實，一般人的外行遠出，是靠徒步，談不上有車可乘，隻有相當地位的統治者，才有條件得到乘車之便，“致遠而不勞”。
呂思勉說：“車之興，必有較平坦之道，故其時之文明程度必更高”2。車的產生，當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的事。傳說謂“黃帝有熊氏始見轉逢而製車”3，“禹作舟車”4，大抵出自後人附會托古。在先秦文獻中，基本上都是把車的發明權歸之奚仲1，看來有一定的史影依據。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傳·定公元年》說，“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古史考異》說：“禹時奚仲駕車，仲又造車”2；《新語·道基》說：“（禹時）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由此看來，車的產生與古代國家的出現略約同步，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獻中有夏代貴族統治者用車外出的說法。《說苑·君道》雲：“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帝王世紀》謂夏桀“以人架車”3；《後漢書·井丹傳》亦謂“桀乘人車”；人車當是人力挽引之車。夏末商初，車已用於戰爭行動。《墨子·明鬼下》說：“湯以車九兩，鳥陣雁行，湯乘大讚，犯遂下（夏）眾，人（入）之■（郊）遂。”《呂氏春秋·簡選》說：“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帝王世紀》謂湯“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4。商湯滅夏桀動用的車輛，說法愈晚出，數量愈大，難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說的“車九兩”更質實些，近乎夏商之際的社會實況。殷商時代用諸衝鋒陷陣的戰車群，尚未達到每隊超過數十上百輛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發掘，在西北岡王陵區東區發現一個車坑，有戰車25輛，按戰鬥編製排列，也隻是“每五個車為一小組”5。商王武丁時甲骨文所見車群的最高數是“六車”（《合集》1452），在十以內。帝乙時征伐危方，雖然獲其首須美，俘虜24人，馘首1570多個，但繳獲對方的車猶不過是“二兩（輛）”（《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無庸言夏末商初了。盡管最初時期的戰車群隻有幾輛，但它畢竟作為先進攻戰武備，能起到威以示敵的效果。因此與其把古代的車直接視為交通的工具，不如說車的實際作用在於加強貴族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是直接為政權利益服務的，至少夏商之際的情況是這樣。
目前所知車的最早實證，是鄭州商城出土的兩塊用以澆鑄青銅車軸頭的陶範1。所見最早的整車，乃出土於安陽殷墟，屬於晚商王朝的遺物，前後發現54輛以上，如下表：
其出舟，惟今日癸亡■。吉
翌乙亡■。吉（《英》2322）
暘日是晴天出太陽。可見晴、有風無風、有雨無雨的氣候條件，均是決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慮參數，這是殷人出於水上航行安全的實際顧慮。
當時重要場合的用舟出航，似乎還要舉行一番儀式，如：
癸卯卜，■，貞■祀，惟左■■。
癸卯卜，■，貞■祀祝。
癸卯卜，狄，貞其祝。
惟乙舟。
惟丁舟。（《合集》30757）
■，疑今之邕字。《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與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傳·宣公十二年》雲：“川壅為澤。”壅又有曲隈之意1。左邕，可能是殷墟王邑一帶洹水曲隈之泊舟處。一事多卜，反覆貞問動用左邕之舟的祀祝儀式，以及決定在乙日還是丁日出舟。唯當時啟用舟時舉行祀祝儀式的隆重場麵，今已難知周詳了。
綜上所述，商代除有在於道與河道交湊處立渡津設舟以供貴族成員過往擺渡外，王朝內亦備有相當數量的舟，有商王專用的王舟，有權貴要臣使用的舟，還有用於軍事的舟群，由此產生了相關的用舟管理製度。凡直屬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負責管理，舟有“左邕”之類的專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都一帶的洹曲之濱，解纜用舟需經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選擇定，一般以氣候是否利於航行為準，啟用時又有相關的儀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貴族統治階級專享的貴重水上交通工具。
三 車之用
（一）王邑內權貴的馬車
陸行乘車，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記》雲：“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據統計，《考工記》載有古代六類三十個工種，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個，敘述文字比重約為全書的三分之二。七個攻木工種是輪、輿（內附輈）、弓、廬、匠、車、梓，按其性質可概為建築、作車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類，而作車器者即占了輪、輿（附輈）、車等三個以上的工種1。造車不易，能用車作外出遠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會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國語·晉語四》雲：“車上水下必伯”，韋昭註：“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眾從，故必伯。”由於車的貴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統治階級顯赫權勢的象徵。《墨子·辭過》說的“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淮南子·汜論訓》說的“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就上古社會而言，恐怕不盡符合事實，一般人的外行遠出，是靠徒步，談不上有車可乘，隻有相當地位的統治者，才有條件得到乘車之便，“致遠而不勞”。
呂思勉說：“車之興，必有較平坦之道，故其時之文明程度必更高”2。車的產生，當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的事。傳說謂“黃帝有熊氏始見轉逢而製車”3，“禹作舟車”4，大抵出自後人附會托古。在先秦文獻中，基本上都是把車的發明權歸之奚仲1，看來有一定的史影依據。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傳·定公元年》說，“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古史考異》說：“禹時奚仲駕車，仲又造車”2；《新語·道基》說：“（禹時）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由此看來，車的產生與古代國家的出現略約同步，是文明時代的產物，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獻中有夏代貴族統治者用車外出的說法。《說苑·君道》雲：“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帝王世紀》謂夏桀“以人架車”3；《後漢書·井丹傳》亦謂“桀乘人車”；人車當是人力挽引之車。夏末商初，車已用於戰爭行動。《墨子·明鬼下》說：“湯以車九兩，鳥陣雁行，湯乘大讚，犯遂下（夏）眾，人（入）之■（郊）遂。”《呂氏春秋·簡選》說：“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帝王世紀》謂湯“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4。商湯滅夏桀動用的車輛，說法愈晚出，數量愈大，難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說的“車九兩”更質實些，近乎夏商之際的社會實況。殷商時代用諸衝鋒陷陣的戰車群，尚未達到每隊超過數十上百輛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發掘，在西北岡王陵區東區發現一個車坑，有戰車25輛，按戰鬥編製排列，也隻是“每五個車為一小組”5。商王武丁時甲骨文所見車群的最高數是“六車”（《合集》1452），在十以內。帝乙時征伐危方，雖然獲其首須美，俘虜24人，馘首1570多個，但繳獲對方的車猶不過是“二兩（輛）”（《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無庸言夏末商初了。盡管最初時期的戰車群隻有幾輛，但它畢竟作為先進攻戰武備，能起到威以示敵的效果。因此與其把古代的車直接視為交通的工具，不如說車的實際作用在於加強貴族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是直接為政權利益服務的，至少夏商之際的情況是這樣。
目前所知車的最早實證，是鄭州商城出土的兩塊用以澆鑄青銅車軸頭的陶範1。所見最早的整車，乃出土於安陽殷墟，屬於晚商王朝的遺物，前後發現54輛以上，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