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夏代交通網絡拓展到廣闊領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顯得甚為要緊，公共橋樑的架設當亦已出現。最早的橋稱為梁，《說文》雲：“梁，水橋也”，段註：“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初學記》卷七雲：“凡橋有木樑、石樑；舟梁——謂浮橋，即詩所謂造舟為梁者也。”今人唐寰澄指出，在橋樑發展中，早期多半是梁橋，首先是木樑，因為木樑的架設總比石樑輕便，從自然倒下的樹木而形成的梁橋，到有意識地推倒，砍伐樹木架作橋樑，不需要多少過程，也許在舊、新石器時代早就有了3。
架設橋樑與築路一樣，也屬於夏代國家的實政之一。《國語·周語中》引《夏令》說，“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舉為後世諸國所繼承，在周代稱為“先王之教”，同書雲，“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韋註：“夏令，夏後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明堂》謂“季秋除道致梁”。《左傳·莊公四年》載楚令尹鬥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四川青川郝家坪戰國墓出土木牘有文雲：“九月，大除道及阪險；十月，為橋，修波限，利津梁，鮮草離。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1可見開道與架橋並重，由來已久，是古代帶有強製性的社會公共義務，從中也透露了統治者對於發展國家交通網絡的重視。
商代的道路交通網絡比夏代更為發達，其範圍所達相當廣大。《詩·商頌·玄鳥》雲：“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武丁孫子，……邦畿千裏，維民所止。”商王武丁以後，商人恆稱的四方或四土，不是虛擬，早已是平麵的發展2。所謂“邦畿千裏”，從各地發現的商代遺址分布看，比較近乎實際。其東方直抵海邊，南土越過長江，伸入江西、湖南境內，西邊抵達甘肅、內蒙，北土包括河北北部和遼寧部分地區3。
商代的道路設施有幾大特色。一是王邑內的道路建製堪稱全國楷模。商人曾一再自贊“商邑翼翼，四方之極”4，整飭的王朝國都，是四方的表率。新發現的河南偃師屍鄉溝早商都城遺址，麵積有190多萬平方米，城內道路縱橫交錯，已發現大路11條，東西向5條，南北向6條，路麵一般寬約6米，最寬的達10米，道路與城門方位大體對應，構成棋盤式的交通網絡1。城內道路主次相配，主幹大道寬敞平直，路土堅硬細密，土質純淨，厚達半米左右；路麵中間微鼓，兩邊稍低，便於雨水外淌。主幹大道一般直貫城門。城門的門道路土之下，還鋪有木板蓋頂的石壁排水溝，溝底用石板鋪砌，內高外低，相互疊砌呈魚鱗狀，疊壓順序與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後，沿城牆還有寬4.5米的順城路。城內另有與主幹大道相連的斜坡狀“馬道”，可以直登城牆之上2。這樣一座經過嚴格規劃而興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設施的完善確可稱為當時國家之最。
二是地方土著方國也重視道路的修築。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現一段長近百米，寬3～6米的道路，與一“長廊路”相連，後者殘長39米，寬1～2米，路麵結構類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3。可能有遮蓋一類建築物，似乎專為地方土著貴族的生活便利而築。可見商代地方國族的道路修築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為中心的東西橫向、南北縱向朝四外輻射的國家道路交通大網絡。據彭邦炯同誌研究，根據商代遺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麵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條：
一、東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區的大道，即甲骨文中關於征人方的往返路徑，有的地段可能與今隴海路鄭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二、東北行。是通往今盧龍及其以遠遼寧朝陽等地的交通 幹道。
三、東行。與山東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計可沿古黃河或濟水而下。
四、南行。與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當時的國族之間有幹道相連。
五、西行。通往陝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豐鎬或別的方國部落。此道能通車輛，決非小徑。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六、西北行。為逾太行的要衢。商與西北■方、土方等交戰，常有戰報捷送王都1。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發達的陸上交通道路，對後來西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曾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塚周書·大聚解》載，“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周公曾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上之便，營邑製命之曰大聚，……辟開修道”。交通大網絡的開通實是殷商王朝一大政跡，不會因政權迭改而完全荒廢掉。史籍和西周銅器銘文恆見“周行”“周道”之語，據楊升南同誌研究，是指王國中心地區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寬闊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東、向南、向東南、向北、向東北等幾條幹道2。不難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幹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與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築成的“王道”，素來稱得上寬廣、平坦、正直3，周人完全沒有必要舍前功而另闢新道，且國力也不允許。所謂“觀於殷政”，應該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隻不過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轉移到了成周，其“辟開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區交通道路的規度和修治，以與前朝業已建起的交通大網絡合成一體。
架設橋樑與築路一樣，也屬於夏代國家的實政之一。《國語·周語中》引《夏令》說，“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舉為後世諸國所繼承，在周代稱為“先王之教”，同書雲，“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韋註：“夏令，夏後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明堂》謂“季秋除道致梁”。《左傳·莊公四年》載楚令尹鬥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四川青川郝家坪戰國墓出土木牘有文雲：“九月，大除道及阪險；十月，為橋，修波限，利津梁，鮮草離。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1可見開道與架橋並重，由來已久，是古代帶有強製性的社會公共義務，從中也透露了統治者對於發展國家交通網絡的重視。
商代的道路交通網絡比夏代更為發達，其範圍所達相當廣大。《詩·商頌·玄鳥》雲：“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武丁孫子，……邦畿千裏，維民所止。”商王武丁以後，商人恆稱的四方或四土，不是虛擬，早已是平麵的發展2。所謂“邦畿千裏”，從各地發現的商代遺址分布看，比較近乎實際。其東方直抵海邊，南土越過長江，伸入江西、湖南境內，西邊抵達甘肅、內蒙，北土包括河北北部和遼寧部分地區3。
商代的道路設施有幾大特色。一是王邑內的道路建製堪稱全國楷模。商人曾一再自贊“商邑翼翼，四方之極”4，整飭的王朝國都，是四方的表率。新發現的河南偃師屍鄉溝早商都城遺址，麵積有190多萬平方米，城內道路縱橫交錯，已發現大路11條，東西向5條，南北向6條，路麵一般寬約6米，最寬的達10米，道路與城門方位大體對應，構成棋盤式的交通網絡1。城內道路主次相配，主幹大道寬敞平直，路土堅硬細密，土質純淨，厚達半米左右；路麵中間微鼓，兩邊稍低，便於雨水外淌。主幹大道一般直貫城門。城門的門道路土之下，還鋪有木板蓋頂的石壁排水溝，溝底用石板鋪砌，內高外低，相互疊砌呈魚鱗狀，疊壓順序與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後，沿城牆還有寬4.5米的順城路。城內另有與主幹大道相連的斜坡狀“馬道”，可以直登城牆之上2。這樣一座經過嚴格規劃而興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設施的完善確可稱為當時國家之最。
二是地方土著方國也重視道路的修築。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現一段長近百米，寬3～6米的道路，與一“長廊路”相連，後者殘長39米，寬1～2米，路麵結構類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3。可能有遮蓋一類建築物，似乎專為地方土著貴族的生活便利而築。可見商代地方國族的道路修築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為中心的東西橫向、南北縱向朝四外輻射的國家道路交通大網絡。據彭邦炯同誌研究，根據商代遺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麵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條：
一、東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區的大道，即甲骨文中關於征人方的往返路徑，有的地段可能與今隴海路鄭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二、東北行。是通往今盧龍及其以遠遼寧朝陽等地的交通 幹道。
三、東行。與山東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計可沿古黃河或濟水而下。
四、南行。與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當時的國族之間有幹道相連。
五、西行。通往陝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豐鎬或別的方國部落。此道能通車輛，決非小徑。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六、西北行。為逾太行的要衢。商與西北■方、土方等交戰，常有戰報捷送王都1。
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發達的陸上交通道路，對後來西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曾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塚周書·大聚解》載，“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周公曾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上之便，營邑製命之曰大聚，……辟開修道”。交通大網絡的開通實是殷商王朝一大政跡，不會因政權迭改而完全荒廢掉。史籍和西周銅器銘文恆見“周行”“周道”之語，據楊升南同誌研究，是指王國中心地區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寬闊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東、向南、向東南、向北、向東北等幾條幹道2。不難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幹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與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築成的“王道”，素來稱得上寬廣、平坦、正直3，周人完全沒有必要舍前功而另闢新道，且國力也不允許。所謂“觀於殷政”，應該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隻不過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轉移到了成周，其“辟開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區交通道路的規度和修治，以與前朝業已建起的交通大網絡合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