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當時遠距離的交通所帶來的直接好處，主要是促進了如海貝、海螺等貴重物品的流動，再就是礦產品或手工業品的互通有無。瀋陽北郊一處距今約7000年左右的新樂遺址，在一座麵積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內，發現了許多有明顯切割加工痕跡的煤精製品1；另一座麵積達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內，不僅出有這種烏黑髮亮的軟質煤精製品，還發現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鐵礦、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瑪瑙2。它們都不是本地產品。據鑑定，煤精的產地在近百裏外的撫順煤田西部3；瑪瑙出自瀋陽南郊蘇家屯的康家山；玉的產地更遠在400裏外的岫巖、寬甸一帶。顯而易見，原始時代的交通緣起，多數是以人們對於自然資源或貴重物品的開發、加工、利用和流動互通為其動因，是打破生態分布係統的初步嚐試，交通的發展基本處在自然狀態的聽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這種消極發展的交通狀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首先，交通的開啟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史記·河渠書》引《夏書》說，“禹抑洪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肢九澤，度九山。”《夏本紀》說，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棱。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這些說法未必完全可信，但當本之於某些史影。應該指出，大禹治水發生在原始社會過渡到夏代奴隸製國家政權形成的大變革時期，禹以決壅通川、治理洪水為契機，運用業已掌握的公共權力，有可能組織起較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在奪取治水勝利的同時，似乎已將當時的國土劃成幾大行政區域，並且在一定範圍內根據山川地理形勢規度了若幹水陸通道。春秋時代人們追憶邈古歷史時，每每提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1，正足以說明禹動員社會集體力量有意識經營交通的開啟，給後世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夏商兩朝對其領域實施統治或對周邊方國的羈魔與戰爭，持續地刺激著交通的進一步發展。文獻中不乏這方麵的史跡，如追敘夏代雲：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大戴禮記·少閑》）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戰國策·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書大傳》卷三《夏傳》）
（帝相）七年，於夷來賓。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後芬即位三年，九夷來禦，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荒即位元年，以玄珪賓於河，命九夷東狩於海，獲大鳥。
後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庸會於上池，諸夷入舞。（均見《竹書紀年》）可見夏夷之間的交往或交惡是十分頻繁的。這裏有其政治原因。《尚書·立政》記周公之言說：“以涉禹之跡，至於海表，罔有不服”，顯然周代統治者是以夏對諸夷的政治羈縻作表率的。當然，夏朝在經濟上對諸夷自然資源的需求也不失為開發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傳盛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1，“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2，道出了箇中奧秘。而所謂來服、來賓、來禦、東狩、征伐或通於四海，必定伴隨著道路交通的開闢。
商代交通發展的動因與夏代差不多。《詩·商頌·殷武》雲：“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享是獻物，來王指來商朝見，把商與周圍國族的政治和經濟關係表述得相當清楚。《今本竹書紀年》講了這麽一則故事，成湯之時，“諸侯八譯而朝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若汰除其荒誕不經的成分，至少可以說明商與諸方國間的交往聯繫，靠的是已經建起的交通網絡，有的道路規格似已達到可以駕車行駛的較高水準。《尚書·洪範》記武王向亡殷貴族箕子請教，箕子曾用“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玉道正直”喻政。如果當時沒有值得誇耀的道路建製，就很難用來借題發揮的。另據《史記·周本紀》說，武王滅商而乘車進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舉。說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設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上述王國和地方土著國族策動社會力量逐漸開闢和經略者外，還有眾多緣民間往來而開通者。《孟子·盡心下》雲：“山徑之踢，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所謂路是人走出來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史傳有謂夏時商先公“相土作乘馬”3，“胲作服牛”4。《尚書·酒誥》有謂殷的妹土之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孔傳以為“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管子·輕重戊》雲：“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山海經·大荒東經》雲：“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天間》雲：“恆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匯集這些熟悉的史料，展示出三四千年前一種信息，部族與部族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由此及彼、由近而遠的民間交往和物物交換，已打破了地緣的封閉，豐富了社會生活的內涵，從而也使當時的交通狀況出現了多層麵的發展。由於交通發展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間視野的放開，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觀念也就上升到了相應的時代高度。
有夏以降，這種消極發展的交通狀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首先，交通的開啟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史記·河渠書》引《夏書》說，“禹抑洪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肢九澤，度九山。”《夏本紀》說，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棱。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這些說法未必完全可信，但當本之於某些史影。應該指出，大禹治水發生在原始社會過渡到夏代奴隸製國家政權形成的大變革時期，禹以決壅通川、治理洪水為契機，運用業已掌握的公共權力，有可能組織起較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在奪取治水勝利的同時，似乎已將當時的國土劃成幾大行政區域，並且在一定範圍內根據山川地理形勢規度了若幹水陸通道。春秋時代人們追憶邈古歷史時，每每提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1，正足以說明禹動員社會集體力量有意識經營交通的開啟，給後世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夏商兩朝對其領域實施統治或對周邊方國的羈魔與戰爭，持續地刺激著交通的進一步發展。文獻中不乏這方麵的史跡，如追敘夏代雲：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大戴禮記·少閑》）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戰國策·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書大傳》卷三《夏傳》）
（帝相）七年，於夷來賓。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後芬即位三年，九夷來禦，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荒即位元年，以玄珪賓於河，命九夷東狩於海，獲大鳥。
後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庸會於上池，諸夷入舞。（均見《竹書紀年》）可見夏夷之間的交往或交惡是十分頻繁的。這裏有其政治原因。《尚書·立政》記周公之言說：“以涉禹之跡，至於海表，罔有不服”，顯然周代統治者是以夏對諸夷的政治羈縻作表率的。當然，夏朝在經濟上對諸夷自然資源的需求也不失為開發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傳盛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1，“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2，道出了箇中奧秘。而所謂來服、來賓、來禦、東狩、征伐或通於四海，必定伴隨著道路交通的開闢。
商代交通發展的動因與夏代差不多。《詩·商頌·殷武》雲：“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享是獻物，來王指來商朝見，把商與周圍國族的政治和經濟關係表述得相當清楚。《今本竹書紀年》講了這麽一則故事，成湯之時，“諸侯八譯而朝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若汰除其荒誕不經的成分，至少可以說明商與諸方國間的交往聯繫，靠的是已經建起的交通網絡，有的道路規格似已達到可以駕車行駛的較高水準。《尚書·洪範》記武王向亡殷貴族箕子請教，箕子曾用“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玉道正直”喻政。如果當時沒有值得誇耀的道路建製，就很難用來借題發揮的。另據《史記·周本紀》說，武王滅商而乘車進入商都，先有“除道修社”之舉。說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設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上述王國和地方土著國族策動社會力量逐漸開闢和經略者外，還有眾多緣民間往來而開通者。《孟子·盡心下》雲：“山徑之踢，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所謂路是人走出來的，古今中外都如此。史傳有謂夏時商先公“相土作乘馬”3，“胲作服牛”4。《尚書·酒誥》有謂殷的妹土之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孔傳以為“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管子·輕重戊》雲：“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山海經·大荒東經》雲：“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天間》雲：“恆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匯集這些熟悉的史料，展示出三四千年前一種信息，部族與部族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由此及彼、由近而遠的民間交往和物物交換，已打破了地緣的封閉，豐富了社會生活的內涵，從而也使當時的交通狀況出現了多層麵的發展。由於交通發展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間視野的放開，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觀念也就上升到了相應的時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