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金文中地方族落組織或基層地緣組織總數700個左右，按8200餘人的平均人口規模數計之，這部分的總人口數約略有575萬人左右。再合上述方國人口190萬和下節所估商王都人口數萬人，則晚商人口總數約略近780萬人4。較之商初400～450萬人的人口總數，大概淨增率為73.33～95％。
《逸周書·世俘》述武王伐商，“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則史料的幾個數字值得注意，一是或滅或降國族數為751個，與甲、金文中方國、方伯、諸侯包括地方族落或基層地緣組織名共約791個，比較接近。二是被殺被俘者為四億八萬七千餘人，按《尚書·洛誥》：“公其以予億萬年”，傳雲：“十萬為億”，是人數為48.7萬多人，約為上估780萬的晚商全國總人口的1/16，國家傾覆，戰爭慘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見。這則史料應該說是可信的。
總之，粗估夏商時期人口總數，夏初約略為240～270萬人，商初約為400～450萬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萬人左右。《竹書紀年》稱夏代“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又稱商代“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我們暫且按950年的夏商總積年數，依據人口學複利公式，平均年增長率= 1，計算得夏商時期人口平均年增長率僅為0.10～0.12％，可見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是比較緩慢的。即就中國鴉片戰爭前近2000年的封建社會中，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也才約為每年遞增0.1％2，與夏商人口增長情況幾乎相同，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1 參見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83頁。
2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20～251頁。
1 《詩·商頌·玄鳥》。
2 張秉權：《卜辭中所見殷商政治統一的力量及其達到的範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分，1979年，219～220頁。又彭邦炯：《商史探微》，重 慶出版社，1988年，174～179頁。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又參見茹士安：《略談半坡遺址同時期存在房屋的數字問題》，《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陝兩省西安半坡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薑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冊。
4 鞏啟明、嚴文明：《從薑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文物出版社，1989年，165～183頁。
2 楊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57頁。
3 河南省安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湯陰白營河南龍山文化村落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3年第3集。
4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之《尉繚子》作：“……■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文物出版社，1985年，釋文注釋77頁）。
1 林■：《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6期。
2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 資料出處均見上章第二節之（三），此不另注。
1 參見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381～418、 431頁。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1年安陽後崗發掘簡報》：又：《1972年安陽後崗發掘簡報》；見《考古》1972年3、5期。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
1 顧頡剛：《奄和蒲姑的南遷》，《文史》第31輯，中華書局，1989年，15～16頁。
2 李學勤：《大盂鼎新論》，《鄭州大學學報》1985年3期。
3 李學勤：《宜候矢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7期。
4 張秉權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見的數》一文中推測過，假定殷代有500個可出兵地方，每地平均出兵3000，則全國壯丁人數有150萬，再加上老弱婦孺，當時全國總人口數可能有750萬人左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本，1975年。此說又收入《甲骨文與甲骨學》，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學術著作編市委員會，1988年，514～515頁。）
1 見《人口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227頁。
2 寧可：《試論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中國史研究》1980年1期。
第三節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 王邑人口規模
夏商王朝都邑屢遷，夏代自禹都陽城，至桀居斟尋，其間前後立過十餘邑；商代自湯都西毫，至盤庚遷殷，前後有過六都。都邑城址所在，今已發現四處，王邑人口規模，約略可據之以一考。
傳說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內“作傾宮瑤台，殫百姓之財”3，宮中有“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4，還“以虎入市，而觀其（民）驚”5。《呂氏春秋·順民》記商初湯王禱桑林，祝辭有雲：“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5口計，則商初王邑人口總數恐怕超過5萬以上了。商末王紂的朝歌別邑，據說有“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灸”1。著名人物師望尚父，傳說早先是“朝歌之廢屠”2，其在朝歌市肆操鸞刀賣肉，而被周文王昌求賢訪識，《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講的就是這回事。可以想像得到，夏商兩代的王邑，已極一時之繁華，不僅規模可觀，經濟發達程度遠逾各地大小眾邑之上，而且居民紜紛，人口眾多。
《逸周書·世俘》述武王伐商，“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則史料的幾個數字值得注意，一是或滅或降國族數為751個，與甲、金文中方國、方伯、諸侯包括地方族落或基層地緣組織名共約791個，比較接近。二是被殺被俘者為四億八萬七千餘人，按《尚書·洛誥》：“公其以予億萬年”，傳雲：“十萬為億”，是人數為48.7萬多人，約為上估780萬的晚商全國總人口的1/16，國家傾覆，戰爭慘酷和民人遭殃可以想見。這則史料應該說是可信的。
總之，粗估夏商時期人口總數，夏初約略為240～270萬人，商初約為400～450萬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萬人左右。《竹書紀年》稱夏代“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又稱商代“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我們暫且按950年的夏商總積年數，依據人口學複利公式，平均年增長率= 1，計算得夏商時期人口平均年增長率僅為0.10～0.12％，可見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是比較緩慢的。即就中國鴉片戰爭前近2000年的封建社會中，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也才約為每年遞增0.1％2，與夏商人口增長情況幾乎相同，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1 參見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83頁。
2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20～251頁。
1 《詩·商頌·玄鳥》。
2 張秉權：《卜辭中所見殷商政治統一的力量及其達到的範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分，1979年，219～220頁。又彭邦炯：《商史探微》，重 慶出版社，1988年，174～179頁。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又參見茹士安：《略談半坡遺址同時期存在房屋的數字問題》，《史前研究》1983年創刊號。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
3 陝兩省西安半坡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薑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冊。
4 鞏啟明、嚴文明：《從薑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淅川下王崗》，文物出版社，1989年，165～183頁。
2 楊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57頁。
3 河南省安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湯陰白營河南龍山文化村落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3年第3集。
4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之《尉繚子》作：“……■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文物出版社，1985年，釋文注釋77頁）。
1 林■：《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6期。
2 徐光翼：《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 資料出處均見上章第二節之（三），此不另注。
1 參見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381～418、 431頁。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1年安陽後崗發掘簡報》：又：《1972年安陽後崗發掘簡報》；見《考古》1972年3、5期。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
1 顧頡剛：《奄和蒲姑的南遷》，《文史》第31輯，中華書局，1989年，15～16頁。
2 李學勤：《大盂鼎新論》，《鄭州大學學報》1985年3期。
3 李學勤：《宜候矢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7期。
4 張秉權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見的數》一文中推測過，假定殷代有500個可出兵地方，每地平均出兵3000，則全國壯丁人數有150萬，再加上老弱婦孺，當時全國總人口數可能有750萬人左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本，1975年。此說又收入《甲骨文與甲骨學》，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學術著作編市委員會，1988年，514～515頁。）
1 見《人口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227頁。
2 寧可：《試論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中國史研究》1980年1期。
第三節 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 王邑人口規模
夏商王朝都邑屢遷，夏代自禹都陽城，至桀居斟尋，其間前後立過十餘邑；商代自湯都西毫，至盤庚遷殷，前後有過六都。都邑城址所在，今已發現四處，王邑人口規模，約略可據之以一考。
傳說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內“作傾宮瑤台，殫百姓之財”3，宮中有“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4，還“以虎入市，而觀其（民）驚”5。《呂氏春秋·順民》記商初湯王禱桑林，祝辭有雲：“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5口計，則商初王邑人口總數恐怕超過5萬以上了。商末王紂的朝歌別邑，據說有“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灸”1。著名人物師望尚父，傳說早先是“朝歌之廢屠”2，其在朝歌市肆操鸞刀賣肉，而被周文王昌求賢訪識，《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講的就是這回事。可以想像得到，夏商兩代的王邑，已極一時之繁華，不僅規模可觀，經濟發達程度遠逾各地大小眾邑之上，而且居民紜紛，人口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