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國之邑，應數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據說是蜀國早期都邑所在，平麵呈長方形，麵積約220萬平方米，略高於中原愜師商城。其東垣殘長1000米，南垣1800米，西垣殘長600米，北界臨河，城內中軸線上分布著三星堆、月亮灣、真武宮、西泉飲四處台地，以及1929年發現的玉石器祭坑和1986年發現的兩個大型祭把坑1。顯見城區規度重在“定其人神所居”，與中原王邑有明顯的一致性。城內城外分布的居民聚居點，主要以居宅、玉石器作坊、製陶窯址和墓地為框架內涵，表明了族氏分片居住體係和方國經濟功能所在。城區中部三星堆一帶發現房屋基址10餘座，（圖10）可分甲、乙兩組，甲組11座，乙組4座，有穿鬥式或抬梁式樣卯結構廳堂，麵積達76平方米，又有麵積20～30多平方米的帶屏風式隔牆的地麵木構建築，還有麵積在10餘平方米的圓形、方形、長方形木骨泥牆小型建築，室內施白膏泥地坪1。成組和分等次的房屋，已超出一般居宅的功能，當為方國上層貴族集團的宮室建築群體。
商代方國中心所在邑，有的並無城垣。如北距廣漢三星堆古城約40公裏的成都十二橋遺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國貴族統治集團宮室建築群體所在，麵積約1.5萬平方米。出土陶紡輪上文字，與所謂“巴蜀文字”不同，與殷墟甲骨文字係統相接近，還有甲骨占卜之俗，這裏與中原地區應早有交往。宮室群是由形製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組合而成，（圖11）主體建築為一座麵積達1248平方米的大型幹蘭式房屋，帶有廊廡，基礎以設地梁打槽栽樁，樟卯起架，木板鋪地，編竹夾牆，茅茨敷頂2，工程複雜宏大，堪稱當地建築史上的精華。其北羊子山上又有大型祭台，台高10米以上，共三級，邊長103米見方，土坯砌牆，內填土層層夯實，用土量約7萬立方米3。若以一人一日起土1立方米計，需7萬工日，以1千人勞作，要化70天築成，且尚未計作土坯、運土、夯築等所需工量。這支方國自有相當的政治和經濟實力。
長江以南江西清江吳城商代中晚期遺址，或說是“耑”國都邑所在4，亦未曾“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僅以居宅、大麵積窯區、鑄銅坊址、墓地構成邑內主體框架。從出土陶文看，與甲骨文屬同一係統，出土銅器、石範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獨特風格。在遺址中部一帶，發現一段長39米、寬1.2米左右的路麵，由卵石、陶片屢雜築成，上復一層三合土硬麵，路麵兩側殘存對稱有序的立柱洞，屬一長廊式通道，與西北建築基址和紅土台座台地相連，很可能是宗廟祭把建築群及祭社地1。遺址西北坡地，是當時龍窯和其他類型製陶窯址所在2。遺址南部有平民聚居地，與墓地相屬，居宅是些半地穴式長方形棚屋，麵積僅4～7平方米，室內有灶台，有的居宅間距5米左右3。近在遺址東約20公裏的新幹大洋洲，發現同一時期的大型墓葬，出土青銅器480餘件，內青銅鎖有大小6秉，又有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墓中至少用了1位幼兒、1位未成年孩童和1位青年殉葬，墓主非方國君主莫屬4。很可能這裏即“耑”國的王陵所在。
商代東土的方國君主，好營築巨大陵墓，用大量人牲殉葬，以貴重馬車作祭，極近殷人之風。如山東益都蘇埠屯“亞醜”國墓地，先後發現大型墓兩座，中型墓四座，小型墓四座，車馬坑一座。其中一座四墓道大墓，墓室麵積達157平方米，殉人達48個之多；另一座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有人頭一個，並放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衛的5。唯其都邑所在尚未得知。
可慶幸者，山東膝州前掌大商代遺址的發現，提供了考察東部方國邑內涵的機會。該遺址既有居住遺蹟，又有規度嚴整的大型貴族族氏墓地，附近二三公裏範圍內分布著同期許多遺蹟，這裏雖無城垣發現，但文化表象顯示，可能是某一方國邑所在。尤其是墓地總體規劃形態，構成了都邑布局和邑內社會生活實體居住分布的縮影。墓地中心位置以3座中字型大墓呈南北中軸線排列，在其東、西兩側，分別布列兩座甲字型大墓，其他一些中、小型墓葬，錯落在大墓之間，等次嚴然。內一座中字型大墓，腰坑中殉人一，作跪狀，二層台周圍殉有多人，棺槨上放著兩套車軛和零星馬骨，雖經多次盜掘，仍出土大量銅、玉、釉陶、石、骨、蚌、貝、鬆綠石等隨葬器物，還有十分罕見的彩繪牌飾，墓上又有享堂或廟寢之類建築1。墓主生前當為方國君主。兩側的甲字型墓可能是其配偶或臣屬墓葬。大小有序的墓葬是現實世界的再現，表明了方國內部的等級秩序和階級之分，至少間接揭示了方國邑內尊者居中，其下附之的居住區劃形態。
商代方國之邑，區劃規度多形多姿，規模也有大小之別，但有兩大共同表徵，一是方國上層統治集團日常生活和發號施令的宮室，多以形製不一的建築群體相組合，與貴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各占據了邑中顯要位置；二是邑內的基層社會組織，是為許多個族氏共同體，以聚居形式分片分等級布列於邑內相應去處，各族氏組織的經濟生活雖未必一致，卻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於其內部的階級分化，居室的兩分現象也十分明顯。至於有城與無城，並不構成確定方國邑性質的決定性因素。
商代方國中心所在邑，有的並無城垣。如北距廣漢三星堆古城約40公裏的成都十二橋遺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國貴族統治集團宮室建築群體所在，麵積約1.5萬平方米。出土陶紡輪上文字，與所謂“巴蜀文字”不同，與殷墟甲骨文字係統相接近，還有甲骨占卜之俗，這裏與中原地區應早有交往。宮室群是由形製不一的大中小型房屋組合而成，（圖11）主體建築為一座麵積達1248平方米的大型幹蘭式房屋，帶有廊廡，基礎以設地梁打槽栽樁，樟卯起架，木板鋪地，編竹夾牆，茅茨敷頂2，工程複雜宏大，堪稱當地建築史上的精華。其北羊子山上又有大型祭台，台高10米以上，共三級，邊長103米見方，土坯砌牆，內填土層層夯實，用土量約7萬立方米3。若以一人一日起土1立方米計，需7萬工日，以1千人勞作，要化70天築成，且尚未計作土坯、運土、夯築等所需工量。這支方國自有相當的政治和經濟實力。
長江以南江西清江吳城商代中晚期遺址，或說是“耑”國都邑所在4，亦未曾“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僅以居宅、大麵積窯區、鑄銅坊址、墓地構成邑內主體框架。從出土陶文看，與甲骨文屬同一係統，出土銅器、石範等，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地方土著獨特風格。在遺址中部一帶，發現一段長39米、寬1.2米左右的路麵，由卵石、陶片屢雜築成，上復一層三合土硬麵，路麵兩側殘存對稱有序的立柱洞，屬一長廊式通道，與西北建築基址和紅土台座台地相連，很可能是宗廟祭把建築群及祭社地1。遺址西北坡地，是當時龍窯和其他類型製陶窯址所在2。遺址南部有平民聚居地，與墓地相屬，居宅是些半地穴式長方形棚屋，麵積僅4～7平方米，室內有灶台，有的居宅間距5米左右3。近在遺址東約20公裏的新幹大洋洲，發現同一時期的大型墓葬，出土青銅器480餘件，內青銅鎖有大小6秉，又有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墓中至少用了1位幼兒、1位未成年孩童和1位青年殉葬，墓主非方國君主莫屬4。很可能這裏即“耑”國的王陵所在。
商代東土的方國君主，好營築巨大陵墓，用大量人牲殉葬，以貴重馬車作祭，極近殷人之風。如山東益都蘇埠屯“亞醜”國墓地，先後發現大型墓兩座，中型墓四座，小型墓四座，車馬坑一座。其中一座四墓道大墓，墓室麵積達157平方米，殉人達48個之多；另一座大墓的墓室四角各有人頭一個，並放一戈一盾，像是充任禁衛的5。唯其都邑所在尚未得知。
可慶幸者，山東膝州前掌大商代遺址的發現，提供了考察東部方國邑內涵的機會。該遺址既有居住遺蹟，又有規度嚴整的大型貴族族氏墓地，附近二三公裏範圍內分布著同期許多遺蹟，這裏雖無城垣發現，但文化表象顯示，可能是某一方國邑所在。尤其是墓地總體規劃形態，構成了都邑布局和邑內社會生活實體居住分布的縮影。墓地中心位置以3座中字型大墓呈南北中軸線排列，在其東、西兩側，分別布列兩座甲字型大墓，其他一些中、小型墓葬，錯落在大墓之間，等次嚴然。內一座中字型大墓，腰坑中殉人一，作跪狀，二層台周圍殉有多人，棺槨上放著兩套車軛和零星馬骨，雖經多次盜掘，仍出土大量銅、玉、釉陶、石、骨、蚌、貝、鬆綠石等隨葬器物，還有十分罕見的彩繪牌飾，墓上又有享堂或廟寢之類建築1。墓主生前當為方國君主。兩側的甲字型墓可能是其配偶或臣屬墓葬。大小有序的墓葬是現實世界的再現，表明了方國內部的等級秩序和階級之分，至少間接揭示了方國邑內尊者居中，其下附之的居住區劃形態。
商代方國之邑，區劃規度多形多姿，規模也有大小之別，但有兩大共同表徵，一是方國上層統治集團日常生活和發號施令的宮室，多以形製不一的建築群體相組合，與貴族墓地及其祀神祭祖之所一起，各各占據了邑中顯要位置；二是邑內的基層社會組織，是為許多個族氏共同體，以聚居形式分片分等級布列於邑內相應去處，各族氏組織的經濟生活雖未必一致，卻均有自己的公共墓地，由於其內部的階級分化，居室的兩分現象也十分明顯。至於有城與無城，並不構成確定方國邑性質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