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書》的主撰韋昭，孫晧時為侍中，領左國史。因孫晧暴虐，群臣多阿諛順旨，數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孫皓歡心。晧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晧又欲令昭為父和作紀，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辦。諸如此類的事，使晧銜恨在心。鳳凰二年（273年），晧竟殺昭。與昭共撰《吳書》的薛瑩、華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學。故《吳書》尚為史家所許可。
《魏略》，係魏郎中魚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謂“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據《三國誌》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後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隻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近人張鵬一《魏略輯本》謂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則魚豢入晉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魏略》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鬆之注《三國誌》，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還是相當好的。魚豢是關中人，所以對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例如《三國誌》卷30《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被史家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魏略》很注意對三國時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魚豢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誌彌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時，子弟入太學，多是為了避役，而在太學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嘆息學術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麽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揭露了地方舊姓豪族欺淩單家（非富強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說：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薑、閻、任、趙四姓，常推（可能為“雄”字之誤）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係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魏略》中還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傳。清代學者錢大昕謂《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隋書》卷33《經籍誌二》：“《典略》（可能為“魏略”之誤）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舊唐書》卷46《經籍誌上》：“《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新唐書》卷58《藝文誌二》：“魚豢《魏略》五十卷”。
由於以上三誌記載各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典略》與《魏略》是一書，有的則認為是二書，不管怎樣，二書皆為魚豢所撰，而且皆為裴鬆之《三國誌注》所引用，是沒有爭論的。由於本書引用《魏略》中的記載已不少，故在這裏不再多述。
一、玄學的興起
東漢初期，封建統治者提倡名教，獎勵氣節，故東漢士風之高漲，勝過其他朝代。降至東漢中後期，政治每況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於同戚宦鬥爭的士人多罹禍殃。桓、靈之世，宦官肆虐，兩次興起黨錮之禍，其被殺戮禁錮者，“皆天下善士”，故義烈之士範滂慷慨陳詞：“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對東漢王朝的統治產生厭倦情緒，所謂“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其後黃巾等農民起義連續發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後，東漢王朝開始分裂，各軍閥互相攻戰，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腦塗地者，所在多有。三國鼎立局麵形成以後，又有曹氏代漢以至司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側身其間，因懼被捲入政爭而遭橫禍，乃求助於老、莊清靜無為、卑弱自持的理論，此為玄風所以興起的原因之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士人以鑽研經書為主要仕進之途。但統治者所賴以控製思想的儒家經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誕無稽，今文經學者之讖緯迷信說教為有識之士所不齒。二為經師傳授各有家法，抱殘守缺，黨同伐異，不僅妨礙學術的自由探討，而且陷入無休止的黨派糾紛之中，因之士人多“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三為經師訓詁章句之學過於煩贅，“學者釋經，而務碎義逃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於是崇尚事功之士讀經便不求甚解；遊談之士則轉而探索老莊，此為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二。
《魏略》，係魏郎中魚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謂“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據《三國誌》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後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隻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近人張鵬一《魏略輯本》謂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則魚豢入晉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魏略》敘事頗注重品節作風。裴鬆之注《三國誌》，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還是相當好的。魚豢是關中人，所以對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例如《三國誌》卷30《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被史家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魏略》很注意對三國時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魚豢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
從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誌彌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時，子弟入太學，多是為了避役，而在太學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嘆息學術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麽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揭露了地方舊姓豪族欺淩單家（非富強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傳》說：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薑、閻、任、趙四姓，常推（可能為“雄”字之誤）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係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魏略》中還有《清介》、《純固》、《勇俠》、《知足》、《遊說》、《佞幸》等傳。清代學者錢大昕謂《魏略》“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高似孫稱《魏略》“特為有筆力”；“亦一時記載之雋也”。
《隋書》卷33《經籍誌二》：“《典略》（可能為“魏略”之誤）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舊唐書》卷46《經籍誌上》：“《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新唐書》卷58《藝文誌二》：“魚豢《魏略》五十卷”。
由於以上三誌記載各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典略》與《魏略》是一書，有的則認為是二書，不管怎樣，二書皆為魚豢所撰，而且皆為裴鬆之《三國誌注》所引用，是沒有爭論的。由於本書引用《魏略》中的記載已不少，故在這裏不再多述。
一、玄學的興起
東漢初期，封建統治者提倡名教，獎勵氣節，故東漢士風之高漲，勝過其他朝代。降至東漢中後期，政治每況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於同戚宦鬥爭的士人多罹禍殃。桓、靈之世，宦官肆虐，兩次興起黨錮之禍，其被殺戮禁錮者，“皆天下善士”，故義烈之士範滂慷慨陳詞：“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對東漢王朝的統治產生厭倦情緒，所謂“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其後黃巾等農民起義連續發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後，東漢王朝開始分裂，各軍閥互相攻戰，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腦塗地者，所在多有。三國鼎立局麵形成以後，又有曹氏代漢以至司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側身其間，因懼被捲入政爭而遭橫禍，乃求助於老、莊清靜無為、卑弱自持的理論，此為玄風所以興起的原因之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士人以鑽研經書為主要仕進之途。但統治者所賴以控製思想的儒家經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誕無稽，今文經學者之讖緯迷信說教為有識之士所不齒。二為經師傳授各有家法，抱殘守缺，黨同伐異，不僅妨礙學術的自由探討，而且陷入無休止的黨派糾紛之中，因之士人多“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三為經師訓詁章句之學過於煩贅，“學者釋經，而務碎義逃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於是崇尚事功之士讀經便不求甚解；遊談之士則轉而探索老莊，此為玄風興起的原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