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卷62《荀悅傳》言《漢紀》“辭約事詳，論辨多美”。至唐，劉知幾撰《史通》，按古代史書體裁分為六家，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記事）、左傳家（編年）、國語家（國別）、史記家（通史紀傳）、漢書家（斷代紀傳）。劉知幾對《左傳》及《漢紀》頗為讚賞，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誌為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誌，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劉知幾在《史通·二體篇》亦言：“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已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可見劉知幾已把《漢紀》與《漢書》相提並論，說明《漢紀》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是相當高的。《漢紀》的價值，即在開一新體裁，以補《史記》、《漢書》等紀傳體互相重複、於文為煩的不足，從而創立了以年月係事的編年史書體例。自荀悅撰成《漢紀》以後，陸續有張璠、袁宏各撰《後漢紀》、孫盛撰《魏氏春秋》，幹寶撰《晉紀》。往後各代都有撰此體裁者，說明荀悅創建之功，實不可沒。有了《漢紀》就可以與《漢書》互相印證，補短取長，便於讀者誦讀和研究。
《漢紀》的取材，絕大多數來自《漢書》，自己也稍有增刪。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的諫疏，皆《漢書》所無；關於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漢紀》則雲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劍”，《漢紀》乃作“斷馬劍”。據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證明《漢書》有誤字。是知《漢紀》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襲者比。《後漢書·荀悅傳》言：“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誌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所謂《申鑒》，即申論前事，以為後世鑑戒之意，僅從此題目觀之，即知悅著書並非脫離政治者，獻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許，雖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對獻帝的監視和控製，遠遠勝過已往涼州軍閥，而獻帝亦企圖誅操。在這種情況下，悅勢不得保持中立，歷來學者多以為荀悅不滿曹操專政，其著書的目的即在於規勸曹操作一漢室忠臣，而勿為王莽篡奪，遺臭萬年。但也有個別史家不同意這個意見。依我看，荀悅出身於儒門世家，個人並不怎樣熱中於權勢名利，故棲遲衡門，年逾半百，始行出仕。從他的閱歷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參預誅操謀劃。但從他所撰《申鑒》及《漢紀》的思想內容看，連他自己都不迴避乃“有監戒焉”。所以他在《申鑒》中要“在上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誌平矣”。這是明確勸告曹操修德慎行，內不回惑傷忠貞，外無異望圖漢鼎。繼之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這是告誡曹操，要黽勉作周公，永遠留典型於後世，獲榮譽於萬代，切勿作王莽，逞快於一時，遭詬辱於千載。
從《申鑒》的內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誌，……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等等名言嘉語，表明荀悅不僅明於治亂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然而他在《漢紀》中卻喋喋不休地談論天人感應與災異迷信之事，顯而易見的是他企圖以此來恫嚇曹操，使操日後亦不能不對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釋。
四、魚豢的《魏略》
有關三國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簡要的概述：
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璩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暈り住⒅苷選⒀τā⒘汗恪⒒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缺，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授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誌，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書為王沈主撰之《魏書》。孫吳官撰史書為韋昭主撰之《吳書》。《晉書》卷39《王沈傳》言王沈於魏正元年間（254年至259年）“與荀覬、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那時，高貴鄉公曹髦因不能忍受當傀儡皇帝的恥辱，決定對司馬昭發動突然襲擊。當曹髦把這個計劃告訴給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後，沈、業二人立即馳馬向司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馬氏重用，官運亨通，但為眾議所非，《魏書》也因袒護司馬氏，被譏為非實錄。
《漢紀》的取材，絕大多數來自《漢書》，自己也稍有增刪。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的諫疏，皆《漢書》所無；關於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漢紀》則雲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劍”，《漢紀》乃作“斷馬劍”。據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證明《漢書》有誤字。是知《漢紀》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襲者比。《後漢書·荀悅傳》言：“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誌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所謂《申鑒》，即申論前事，以為後世鑑戒之意，僅從此題目觀之，即知悅著書並非脫離政治者，獻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許，雖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對獻帝的監視和控製，遠遠勝過已往涼州軍閥，而獻帝亦企圖誅操。在這種情況下，悅勢不得保持中立，歷來學者多以為荀悅不滿曹操專政，其著書的目的即在於規勸曹操作一漢室忠臣，而勿為王莽篡奪，遺臭萬年。但也有個別史家不同意這個意見。依我看，荀悅出身於儒門世家，個人並不怎樣熱中於權勢名利，故棲遲衡門，年逾半百，始行出仕。從他的閱歷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參預誅操謀劃。但從他所撰《申鑒》及《漢紀》的思想內容看，連他自己都不迴避乃“有監戒焉”。所以他在《申鑒》中要“在上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誌平矣”。這是明確勸告曹操修德慎行，內不回惑傷忠貞，外無異望圖漢鼎。繼之又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這是告誡曹操，要黽勉作周公，永遠留典型於後世，獲榮譽於萬代，切勿作王莽，逞快於一時，遭詬辱於千載。
從《申鑒》的內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誌，……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等等名言嘉語，表明荀悅不僅明於治亂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然而他在《漢紀》中卻喋喋不休地談論天人感應與災異迷信之事，顯而易見的是他企圖以此來恫嚇曹操，使操日後亦不能不對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釋。
四、魚豢的《魏略》
有關三國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簡要的概述：
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璩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暈り住⒅苷選⒀τā⒘汗恪⒒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缺，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授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誌，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書為王沈主撰之《魏書》。孫吳官撰史書為韋昭主撰之《吳書》。《晉書》卷39《王沈傳》言王沈於魏正元年間（254年至259年）“與荀覬、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那時，高貴鄉公曹髦因不能忍受當傀儡皇帝的恥辱，決定對司馬昭發動突然襲擊。當曹髦把這個計劃告訴給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後，沈、業二人立即馳馬向司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馬氏重用，官運亨通，但為眾議所非，《魏書》也因袒護司馬氏，被譏為非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