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三國時，縣之屬吏大體如郡，也是分曹置掾史。《後漢書·百官誌》言縣“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
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製度掾。
廷掾為縣重要屬吏，相當於郡五官掾。其職掌一般為進諫薦賢，祭祀鬼神。除此之外，還加了監鄉五部的責任，春夏農忙季節下鄉勸農；秋冬則從事教民等製度化的工作。《後漢書》卷48《爰延傳》言：
爰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範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由此亦可知，縣的主要屬吏和郡一樣為功曹、主簿及廷掾。廷掾的職務比較清閑，故爰延隻共縣令言談，後來新縣令把爰延下調到鄉為嗇夫，鄉嗇夫猶後世的鄉長，管一鄉人，秩位雖小，但接近生產群眾，充分發揮了爰延的才幹。純樸的勞動民眾隻知有鄉嗇夫來領導他們，而不知郡守縣令是幹什麽的。這等事，充分體現了鄉裏基層組織對農民大眾的重要性。
至於三國時代基層組織和基層官吏，資料缺乏，其製度大抵沿襲兩漢，未見有重要變化，茲不贅述。
一、曹魏的經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更成為士人求仕的途徑之一。因之儒生眾多，名師輩出，死於建安五年（200年）以後的巨儒有趙岐、盧植、鄭玄、司馬徽、宋忠、謝該、董扶、任安、楊厚、劉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鄭玄是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國高密縣人，少為鄉嗇夫，北海相杜密見而異之。遣往太學就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到關中，師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眾多，以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見，唯由高業弟子傳授。玄日夜研讀，不稍怠息。後融聞玄善算，乃召見，大奇之，玄因得質問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東歸後，以“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會黨錮事起，玄亦遭禁。玄本無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經，博採眾說，斷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約束，卓然自成大家，人號“鄭學”。範曄論曰：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清人皮錫瑞在其所著《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說：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之《論語》不行矣。
劉師培在其《經學教科書》第一冊說：
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之經不盡合，然尊崇緯書，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眾多。故漢魏之間，盛行鄭氏一家之學。
在以經學為仕進階梯的封建時代，各學派之間的異議與鬥爭亦不可免。擁戴鄭氏者固然很多，與之爭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吳人虞翻對鄭玄所注五經提出了許多責難。繼之，魏王粲、蔣濟，蜀李譔，對鄭注亦多異議。而反對鄭學最力的是王肅。肅係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後他又成為專擅魏政的司馬昭的妻父。王肅遍注群經，極力攻擊鄭氏。治鄭學的孫炎、王基、馬昭等亦出而駁王申鄭。王肅為了與實力深厚、門徒眾多的鄭學相頡頏，乃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並據之撰《聖證論》，以攻訐玄。但偽品總會被人識破，結果，隻欲蓋彌彰，貽譏後世而已。
魏人魚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訓注》，尤精《左氏傳》，為之作朱墨別異，對治經開一新法。人有欲從學者，遇不肯教，隻說：“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又說：“讀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這些教言，對於鼓勵後學紮紮實實地打好基本功底，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賈洪“特精於《春秋左傳》”。薛夏“博學有才”，受到曹丕賞識，每呼之為薛君而不名。隗禧與人講《詩》，“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諸經解數十萬言”。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樂詳，“黃初中，征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製度掾。
廷掾為縣重要屬吏，相當於郡五官掾。其職掌一般為進諫薦賢，祭祀鬼神。除此之外，還加了監鄉五部的責任，春夏農忙季節下鄉勸農；秋冬則從事教民等製度化的工作。《後漢書》卷48《爰延傳》言：
爰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範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由此亦可知，縣的主要屬吏和郡一樣為功曹、主簿及廷掾。廷掾的職務比較清閑，故爰延隻共縣令言談，後來新縣令把爰延下調到鄉為嗇夫，鄉嗇夫猶後世的鄉長，管一鄉人，秩位雖小，但接近生產群眾，充分發揮了爰延的才幹。純樸的勞動民眾隻知有鄉嗇夫來領導他們，而不知郡守縣令是幹什麽的。這等事，充分體現了鄉裏基層組織對農民大眾的重要性。
至於三國時代基層組織和基層官吏，資料缺乏，其製度大抵沿襲兩漢，未見有重要變化，茲不贅述。
一、曹魏的經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更成為士人求仕的途徑之一。因之儒生眾多，名師輩出，死於建安五年（200年）以後的巨儒有趙岐、盧植、鄭玄、司馬徽、宋忠、謝該、董扶、任安、楊厚、劉熙、士燮、王朗等。其中鄭玄是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127至200年），字康成，青州北海國高密縣人，少為鄉嗇夫，北海相杜密見而異之。遣往太學就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到關中，師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眾多，以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玄三年不得見，唯由高業弟子傳授。玄日夜研讀，不稍怠息。後融聞玄善算，乃召見，大奇之，玄因得質問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東歸後，以“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會黨錮事起，玄亦遭禁。玄本無意仕宦。至此，更埋首注經，博採眾說，斷以己意，不受今古文家法約束，卓然自成大家，人號“鄭學”。範曄論曰：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清人皮錫瑞在其所著《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說：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之《論語》不行矣。
劉師培在其《經學教科書》第一冊說：
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之經不盡合，然尊崇緯書，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眾多。故漢魏之間，盛行鄭氏一家之學。
在以經學為仕進階梯的封建時代，各學派之間的異議與鬥爭亦不可免。擁戴鄭氏者固然很多，與之爭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吳人虞翻對鄭玄所注五經提出了許多責難。繼之，魏王粲、蔣濟，蜀李譔，對鄭注亦多異議。而反對鄭學最力的是王肅。肅係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後他又成為專擅魏政的司馬昭的妻父。王肅遍注群經，極力攻擊鄭氏。治鄭學的孫炎、王基、馬昭等亦出而駁王申鄭。王肅為了與實力深厚、門徒眾多的鄭學相頡頏，乃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並據之撰《聖證論》，以攻訐玄。但偽品總會被人識破，結果，隻欲蓋彌彰，貽譏後世而已。
魏人魚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訓注》，尤精《左氏傳》，為之作朱墨別異，對治經開一新法。人有欲從學者，遇不肯教，隻說：“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又說：“讀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這些教言，對於鼓勵後學紮紮實實地打好基本功底，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賈洪“特精於《春秋左傳》”。薛夏“博學有才”，受到曹丕賞識，每呼之為薛君而不名。隗禧與人講《詩》，“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諸經解數十萬言”。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樂詳，“黃初中，征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