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縣官
兩漢三國時，有朝廷命官的基層行政區域，除大多數為縣外，還有侯國、邑、道等名稱。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後、皇後、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西漢平帝時（1至5年），共有縣、道、邑及侯國1587個。縣或置令，或置長，視其轄區大小、人口多少及令長資歷而有異。內地，每個縣大率方百裏。縣受郡管轄，太守每年春行縣勸農桑，秋巡縣課吏。《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說：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鬥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關於縣令長的職掌，《後漢書·百官誌》有較具體的敘述：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實際上，縣令長的具體職掌很難用文字概括清楚。三國時有關史料更為缺乏，隻能從點滴史料中窺知一二。例如《三國誌》卷11《袁渙傳》注引《魏書》記梁相袁渙所屬穀熟縣事曰：
穀熟長呂岐善朱淵、爰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道，不亦謬乎！”遂不劾。
按兩漢三國習俗說，被辟舉者與舉主、府君之間有君臣關係，前者對後者有報恩和盡忠的義務。但另一方麵，被辟召者如避而不仕，舉用者也往往加以容忍，以表示自己有成全賢者高誌的氣概與風度。有些不應召出仕者也更獲得高名。如穀熟長這樣不容分說便杖殺學人，這種專橫濫殺行為，實駭人聽聞，即在當時，也是“議者多非之”。而身為穀熟長頂頭上司的梁相袁渙卻為了維護所謂尊君上而抑臣下的封建教義，為穀熟長強詞詭辯，不令追究，不能說非官官相護的惡劣行為。袁渙號稱有清行名望，猶如此包庇縣長，不可不謂虐矣。
《三國誌》卷11《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曰：
（王）修一子，名儀（為司馬昭所濫殺）……子裦……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以教授為務……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裦為屬。裦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幹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裦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雲：“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
以上材料說明：縣令有決定誰服役之權，諸生亦有服役的義務。諸生就師習業，多寓避役之意。諸生為了避役，亦托人情。當時社會輿論亦以令諸生服役為不體麵之事。
三國時，內地的縣大致地方百裏，轄區雖小，但為朝廷人役物資所自出。三國創建人早年都作過縣令長。曹操年輕時，“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劉備初“除安喜尉、下密丞，後為高唐尉，遷為令”。孫權“年十五，為陽羨長”。因之他們知道縣令長的善惡關係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故對縣令長的人選，尚屬留意。《三國誌》卷12《何夔傳》注引《魏書》言：“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多用名士以鎮撫之”。《三國誌》卷23《常林傳》言並州“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蜀漢名臣龐統、蔣琬都先為縣令，受過劉備的責怪與免黜。孫權早時為了鎮壓山越，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三國時縣令長的政績同郡守相一樣，比漢末有一定程度的清明。魏國楊沛、鄭渾、張既、溫恢、賈逵、常林、吉茂、沐並、時苗、楊俊、杜襲、趙儼、張緯諸人為縣長時，或較能抑製豪強，或能促進生產，或能增添人口，或稱有治能。蜀漢在諸葛亮的治理下，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清明情景。孫吳對東南地區的開發，有所貢獻，這些是與各縣人民及較佳令長的作用分不開的。
縣丞、尉是令長的副佐，一般每縣有丞一人，尉一人，大縣有尉二人或更多。
《通典》言縣丞“兼主刑獄囚徒”。《後漢書·百官誌》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縣丞還掌管糧倉和刑獄。《三國誌》卷46《孫堅傳》記述孫堅早年曾為鹽瀆、盱眙、下邳三縣丞。裴注引《江表傳》言“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可知孫堅為縣丞時是有職有權的。至於一般縣丞能起多少作用，就要看他們的本領及其與縣令的關係了。
《後漢書·百官誌》本注言：“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推索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從知縣尉的職責是緝捕罪犯。《三國誌》卷1《武帝紀》言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裴注引《曹瞞傳》言操“初入尉廨，……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從知縣尉的職掌除緝拿“盜賊”外，還抑製權豪犯法者。因洛陽係首都，人口眾多，故分東西南北部。操為北部尉時，能敢作敢為，亦是特殊事例，一般縣尉，則難起若是作用。
兩漢三國時，有朝廷命官的基層行政區域，除大多數為縣外，還有侯國、邑、道等名稱。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後、皇後、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西漢平帝時（1至5年），共有縣、道、邑及侯國1587個。縣或置令，或置長，視其轄區大小、人口多少及令長資歷而有異。內地，每個縣大率方百裏。縣受郡管轄，太守每年春行縣勸農桑，秋巡縣課吏。《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說：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鬥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關於縣令長的職掌，《後漢書·百官誌》有較具體的敘述：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實際上，縣令長的具體職掌很難用文字概括清楚。三國時有關史料更為缺乏，隻能從點滴史料中窺知一二。例如《三國誌》卷11《袁渙傳》注引《魏書》記梁相袁渙所屬穀熟縣事曰：
穀熟長呂岐善朱淵、爰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道，不亦謬乎！”遂不劾。
按兩漢三國習俗說，被辟舉者與舉主、府君之間有君臣關係，前者對後者有報恩和盡忠的義務。但另一方麵，被辟召者如避而不仕，舉用者也往往加以容忍，以表示自己有成全賢者高誌的氣概與風度。有些不應召出仕者也更獲得高名。如穀熟長這樣不容分說便杖殺學人，這種專橫濫殺行為，實駭人聽聞，即在當時，也是“議者多非之”。而身為穀熟長頂頭上司的梁相袁渙卻為了維護所謂尊君上而抑臣下的封建教義，為穀熟長強詞詭辯，不令追究，不能說非官官相護的惡劣行為。袁渙號稱有清行名望，猶如此包庇縣長，不可不謂虐矣。
《三國誌》卷11《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曰：
（王）修一子，名儀（為司馬昭所濫殺）……子裦……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以教授為務……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裦為屬。裦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幹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裦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雲：“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
以上材料說明：縣令有決定誰服役之權，諸生亦有服役的義務。諸生就師習業，多寓避役之意。諸生為了避役，亦托人情。當時社會輿論亦以令諸生服役為不體麵之事。
三國時，內地的縣大致地方百裏，轄區雖小，但為朝廷人役物資所自出。三國創建人早年都作過縣令長。曹操年輕時，“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劉備初“除安喜尉、下密丞，後為高唐尉，遷為令”。孫權“年十五，為陽羨長”。因之他們知道縣令長的善惡關係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故對縣令長的人選，尚屬留意。《三國誌》卷12《何夔傳》注引《魏書》言：“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酇令，夔為城父令，諸縣多用名士以鎮撫之”。《三國誌》卷23《常林傳》言並州“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蜀漢名臣龐統、蔣琬都先為縣令，受過劉備的責怪與免黜。孫權早時為了鎮壓山越，使“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三國時縣令長的政績同郡守相一樣，比漢末有一定程度的清明。魏國楊沛、鄭渾、張既、溫恢、賈逵、常林、吉茂、沐並、時苗、楊俊、杜襲、趙儼、張緯諸人為縣長時，或較能抑製豪強，或能促進生產，或能增添人口，或稱有治能。蜀漢在諸葛亮的治理下，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清明情景。孫吳對東南地區的開發，有所貢獻，這些是與各縣人民及較佳令長的作用分不開的。
縣丞、尉是令長的副佐，一般每縣有丞一人，尉一人，大縣有尉二人或更多。
《通典》言縣丞“兼主刑獄囚徒”。《後漢書·百官誌》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縣丞還掌管糧倉和刑獄。《三國誌》卷46《孫堅傳》記述孫堅早年曾為鹽瀆、盱眙、下邳三縣丞。裴注引《江表傳》言“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可知孫堅為縣丞時是有職有權的。至於一般縣丞能起多少作用，就要看他們的本領及其與縣令的關係了。
《後漢書·百官誌》本注言：“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推索行尋，按察奸宄，以起端緒”。從知縣尉的職責是緝捕罪犯。《三國誌》卷1《武帝紀》言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裴注引《曹瞞傳》言操“初入尉廨，……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從知縣尉的職掌除緝拿“盜賊”外，還抑製權豪犯法者。因洛陽係首都，人口眾多，故分東西南北部。操為北部尉時，能敢作敢為，亦是特殊事例，一般縣尉，則難起若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