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地自古即以盛產鹽鐵著稱。春秋戰國時的吳、越，西漢時的吳王劉濞，都以煮鹽冶鐵而致富強。周瑜亦曾以吳“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的理由，勸說孫權抗禦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禦覽》卷343引陶弘景《刀劍錄》言：“吳主孫權黃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鬥方，皆南鋼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猶以盛產鋼鐵著名。當時孫吳兩度以武昌為首都，即都建業時，亦令重臣陸遜等鎮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視武昌，除武昌為長江中遊重鎮外，其銅鐵資源富饒，當亦為原因之一。《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言丹陽及其近郡山出銅鐵，山越能自鑄甲兵，山越所以能為吳患，其住地出鐵為一原因。《三國會要》卷19《鹽鐵》引《唐六典》言：“江南諸郡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吳時置”。吳將賀齊“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弓弩矢箭，鹹取上材，蒙沖鬥艦，望之若山”，致使魏將曹休“望而憚之”。吳在長江航行的大船即有上下五層，可容三千人。當時吳在建安郡（今福建省地）設有典船校尉，掌管謫徙之人作船。大官如臨海太守奚熙、會稽太守郭誕等均因故被孫晧送赴建安作船。
由於孫吳的手工業特別是造船業發達，所以與海外關係也有發展。孫權黃龍二年（230年）正月，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國台灣省）及亶洲（今日本）。他們費了將近一年工夫沒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誌》卷60《全琮傳》言：權征夷洲，“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載回的夷洲數千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從此這數千夷洲人與吳人雜居，繁衍子孫。毫無疑問，從此大陸人對夷洲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後吳丹陽太守沈瑩能撰寫出《臨海水土異物誌》一書。該書所記夷洲的自然條件與今台灣省北部酷似，而所記當時夷洲人的風俗習慣等也可從今台灣省高山族中找到，說明夷洲即台灣。因此，我們說吳人夷洲之行意義是重大的。當時吳國所轄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島）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呂岱曾“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所謂“奉貢”，實即互市。孫吳與大秦（羅馬帝國）也有交往。《梁書》卷54《諸夷傳·中天竺國》載：孫權黃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使會稽劉鹹送論。鹹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這是大秦人從海道來者。
孫吳的海上交通往來，加強了祖國大陸和台灣的聯繫，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的交流。當時東南亞所產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斷進入中國，中國的土特產品以及文物等也傳到各國各地區，這就為東晉南朝海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匈奴
匈奴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謂“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索隱》引樂彥《括地譜》雲：“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以上匈奴係夏後氏苗裔的說法，學者多持懷疑態度。然《史記》中一些遠古記事的真實性已多為考古材料所證實。則匈奴出自夏後氏之說當亦有所據。匈奴妻後母之俗與《括地譜》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眾妾”正復相同。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匈奴使用鐵製工具較早，顯係受漢人影響。故至少在匈奴貴族與夏後氏之間是有一定血緣關係的。據史書記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強盛。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鄰近匈奴，時遭匈奴搶掠，因之三國皆修築長城，以為屏障。秦始皇時，先將匈奴逐出河套，繼之修綴長城，採取以守為主的長期防禦方略。劉邦滅掉項羽後，移兵反擊匈奴，被冒頓單於圍困於白登，危而後解。漢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擾，唯有權借和親，嫁女納幣，以求粗安。武帝憑數世之蓄積，靠舉國之人力、財力，對匈奴大張撻伐。匈奴被迫遠徙，漢之兵馬財貨損耗亦至巨，致使“每內虛耗”、“官民俱匱”。往後匈奴雖不足為漢大害，然侵掠邊境之事，仍不時發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貴族因爭奪單於位，發生內訌。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貴族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於。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釀成“五單於爭立”的局麵。五鳳四年（前54年），呼韓邪單於與其兄郅支單於戰鬥失敗，單於庭遂為郅支占有，於是呼韓邪決計降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見天子，漢隆重接待，居之北邊，賑以穀食。郅支單於亦遣子入侍，圖謀離間漢與呼韓邪的關係，未能得逞，乃西行經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於郅支驕橫，未能得到西域諸國擁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眾中寒道死，餘才三千人”。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設計謀殺。早在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韓邪已歸塞北單於庭。呼韓邪聞郅支死，且喜且懼，喜者勁敵已除，懼者畏漢襲之。乃於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再次朝漢，並求婚以自親。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自匈奴內亂，呼韓邪首次朝漢，至此已三十年，漢匈關係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後，漢、匈更加親善。王莽時，因莽一再輕侮匈奴單於，致使雙方關係惡化，邊隙又起。東漢之初，匈奴經過六十餘年較為安定的生活，種人繁殖，勢力增強。中土多年戰亂，元氣損傷，故劉秀對匈奴採取息事寧人措施，除賂遺匈奴財帛外，還將幽、並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關（在上穀郡）東南遷移，另外，增添邊地屯兵，修築亭候，設置烽燧。匈奴貴族仍不時侵犯，上黨、扶風、天水、上穀、中山等郡並受其害。劉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層貴族爭奪單於位的鬥爭又趨激烈，並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漢為南單於比立庭於去五原西部塞八十裏處。繼又聽南單於入居雲中。後南單於與北單於交戰不利，漢又令南單於徙居西河美稷，並設護匈奴中郎將以佑護之。南單於亦自置諸部王，助漢戍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漢郡縣偵探耳目。從此，南匈奴人眾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勝兵五萬。北匈奴則連年內亂，眾叛親離，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叛於右。加以天災，人眾向南匈奴及漢朝投降者前後相屬，於是南單於一再給漢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之。漢兩次遣軍大舉遠征，出塞各三、五千裏，較之前漢武帝時，費力少而戰功多。北匈奴主力從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餘萬戶，皆為自北南下的鮮卑人領屬。從而促成了鮮卑日後的強盛。
由於孫吳的手工業特別是造船業發達，所以與海外關係也有發展。孫權黃龍二年（230年）正月，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國台灣省）及亶洲（今日本）。他們費了將近一年工夫沒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三國誌》卷60《全琮傳》言：權征夷洲，“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載回的夷洲數千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從此這數千夷洲人與吳人雜居，繁衍子孫。毫無疑問，從此大陸人對夷洲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後吳丹陽太守沈瑩能撰寫出《臨海水土異物誌》一書。該書所記夷洲的自然條件與今台灣省北部酷似，而所記當時夷洲人的風俗習慣等也可從今台灣省高山族中找到，說明夷洲即台灣。因此，我們說吳人夷洲之行意義是重大的。當時吳國所轄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島）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呂岱曾“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所謂“奉貢”，實即互市。孫吳與大秦（羅馬帝國）也有交往。《梁書》卷54《諸夷傳·中天竺國》載：孫權黃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使會稽劉鹹送論。鹹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這是大秦人從海道來者。
孫吳的海上交通往來，加強了祖國大陸和台灣的聯繫，也促進了中外貿易和文化的交流。當時東南亞所產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斷進入中國，中國的土特產品以及文物等也傳到各國各地區，這就為東晉南朝海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匈奴
匈奴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記》卷110《匈奴列傳》謂“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索隱》引樂彥《括地譜》雲：“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後苗裔，或當然也”。以上匈奴係夏後氏苗裔的說法，學者多持懷疑態度。然《史記》中一些遠古記事的真實性已多為考古材料所證實。則匈奴出自夏後氏之說當亦有所據。匈奴妻後母之俗與《括地譜》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眾妾”正復相同。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匈奴使用鐵製工具較早，顯係受漢人影響。故至少在匈奴貴族與夏後氏之間是有一定血緣關係的。據史書記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強盛。戰國時，燕、趙、秦三國鄰近匈奴，時遭匈奴搶掠，因之三國皆修築長城，以為屏障。秦始皇時，先將匈奴逐出河套，繼之修綴長城，採取以守為主的長期防禦方略。劉邦滅掉項羽後，移兵反擊匈奴，被冒頓單於圍困於白登，危而後解。漢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擾，唯有權借和親，嫁女納幣，以求粗安。武帝憑數世之蓄積，靠舉國之人力、財力，對匈奴大張撻伐。匈奴被迫遠徙，漢之兵馬財貨損耗亦至巨，致使“每內虛耗”、“官民俱匱”。往後匈奴雖不足為漢大害，然侵掠邊境之事，仍不時發生。至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貴族因爭奪單於位，發生內訌。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貴族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於。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釀成“五單於爭立”的局麵。五鳳四年（前54年），呼韓邪單於與其兄郅支單於戰鬥失敗，單於庭遂為郅支占有，於是呼韓邪決計降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見天子，漢隆重接待，居之北邊，賑以穀食。郅支單於亦遣子入侍，圖謀離間漢與呼韓邪的關係，未能得逞，乃西行經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於郅支驕橫，未能得到西域諸國擁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眾中寒道死，餘才三千人”。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設計謀殺。早在漢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韓邪已歸塞北單於庭。呼韓邪聞郅支死，且喜且懼，喜者勁敵已除，懼者畏漢襲之。乃於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年）再次朝漢，並求婚以自親。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自匈奴內亂，呼韓邪首次朝漢，至此已三十年，漢匈關係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後，漢、匈更加親善。王莽時，因莽一再輕侮匈奴單於，致使雙方關係惡化，邊隙又起。東漢之初，匈奴經過六十餘年較為安定的生活，種人繁殖，勢力增強。中土多年戰亂，元氣損傷，故劉秀對匈奴採取息事寧人措施，除賂遺匈奴財帛外，還將幽、並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關（在上穀郡）東南遷移，另外，增添邊地屯兵，修築亭候，設置烽燧。匈奴貴族仍不時侵犯，上黨、扶風、天水、上穀、中山等郡並受其害。劉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層貴族爭奪單於位的鬥爭又趨激烈，並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漢為南單於比立庭於去五原西部塞八十裏處。繼又聽南單於入居雲中。後南單於與北單於交戰不利，漢又令南單於徙居西河美稷，並設護匈奴中郎將以佑護之。南單於亦自置諸部王，助漢戍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漢郡縣偵探耳目。從此，南匈奴人眾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勝兵五萬。北匈奴則連年內亂，眾叛親離，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叛於右。加以天災，人眾向南匈奴及漢朝投降者前後相屬，於是南單於一再給漢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之。漢兩次遣軍大舉遠征，出塞各三、五千裏，較之前漢武帝時，費力少而戰功多。北匈奴主力從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餘萬戶，皆為自北南下的鮮卑人領屬。從而促成了鮮卑日後的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