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十二年，亮悉大眾由斜穀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誌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史既言亮將所能調動的軍隊全部調出斜穀，並分兵屯田，則屯田地點，當不限於一處。《三國誌》卷26《郭淮傳》言：“諸葛亮出斜穀，並田於蘭坑。”蘭坑當在離五丈原不遠處。亮當懸軍深入敵境，與強大的敵人作殊死戰鬥之際，猶分兵屯田，以支持長期戰爭，說明其對屯田的重視，不僅不下於曹魏，且為史冊所罕見。這樣，怎能說蜀漢忽視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種籽等，均需由後方攜往，而在刀光劍影、弩張馬嘶的狀態下耕作，自然難度很大，然而亮卻能使“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紀律的軍隊，戰鬥力不可能不強，而亮羽扇綸巾、指揮若定的從容安詳態度，也表明蜀軍的糧食供應已大有改善。所以我們對蜀漢屯田的估價不能過低。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劉備建策進取漢中時就已說過：“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蠶食雍涼……下可以固守要害”。連法正都有此主張，飽受缺乏軍糧之患的劉備自然更知道興農積穀的重要。
至於蜀在漢中興辦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遜於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過了魏在雍、涼二州舉辦的屯田。隻緣史書失載，所以不為後人所知罷了。《三國誌》卷44《薑維傳》注引《華陽國誌》曰：
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謝。維說皓求遝中（今甘肅臨潭縣）種麥，以避內逼耳。
不管薑維在遝中種麥出於什麽動機，當時蜀漢駐守今隴南及漢中諸將多從事屯田以自食，則屬於情理中事。三國時蜀漢史跡失載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為陳壽等史家所忽略。關於趙雲、鄧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與兄瑾書中提及，亦不會為後人所知。就曹魏軍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著者為淮潁屯田，然其對滅吳究有多大效用，並不很明顯，晉將王濬樓船下益州所載軍糧乃益州民戶所繳納，已足為滅吳之用而有餘。然蜀之漢中屯田則確實起了支持大軍北伐的作用。因此，對於蜀漢的屯田事業，未可予以忽視。
二、自耕農和地主經濟概況
劉備少時孤貧，他投靠曹操時，曾“將人種蕪菁”；“使廝人披蔥”。到荊州依劉表時，亦“手自結毦”。諸葛亮少時，流浪荊州，住的是“草廬”，“躬耕於野”。二人以情投誌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顛沛流離，了解一些民間疾苦，故日後治理荊、蜀，亦較能注意民間疾苦。劉備自樊城南逃時，不忍捨棄十餘萬難民，說明他同百姓的關係與其他軍閥有很大差別。及在荊南，劉備以耒陽縣令龐統在縣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後，又幾乎殺掉“眾事不理”的廣都長蔣琬，足證他對地方官的盡職與否，極為關注。這種態度和作法，自然有利於平民百姓。劉備策封諸葛亮為丞相時說：“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安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這話雖似官樣文章，但劉備提到“思靖百姓”，總算知道安定百姓生業的重要性。諸葛亮在隆中時指責劉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對百姓的態度是先“存恤”，後役使。劉備在政治經濟措施上，雖亦有放任將士搶掠和殺戮異己之事，然究無重大之屠城濫殺等事件。大體說來，蜀漢統治者既不像吳主孫晧那樣“肆行殘暴……虐用其民，窮淫極侈”；也有別於曹叡之大治宮室。蜀漢國小力微，常主動攻魏伐吳，諸葛亮又連年北伐，“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供役調的自然主要是個體農戶，說明個體農戶負擔很重。晉人袁準稱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這又反映蜀漢農民雖然賦調負擔很重，但仍有一定餘力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使蜀漢境內土地得到開墾，國家的租調收入也隨之增加。前已述及，陳壽在《諸葛亮傳》中反覆稱頌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等語，其中“強不侵弱”句所指弱者當然主要是自耕農。這雖不能理解為農民真的不受強暴者欺侮，但豪強欺壓農民的情況在諸葛亮輔政時有所減輕，也是不容否認的；另外，“道不拾遺”句，也不能解釋為真的無人拾取道旁遺物，但也說明餓肚子的貧窮人家少了些，否則，還談什麽“路不拾遺”呢？我們把“路不拾遺”解釋為很少有人攔路搶劫，在封建社會也就算不錯了。因此史書上雖然不見有什麽關於蜀漢農民經濟情況的具體記述，但從人們對諸葛亮的稱讚，可以窺知當時個體農民經濟確實有一定的發展，生活也比較安定。
總的說來，在劉備、諸葛亮等人的統治下，蜀漢個體小農雖然力役、兵役和賦稅的負擔並不輕，但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還是有所減輕的。他們利用這種喘息機會，努力生產，從而使自耕農的經濟得以維持和發展。
史既言亮將所能調動的軍隊全部調出斜穀，並分兵屯田，則屯田地點，當不限於一處。《三國誌》卷26《郭淮傳》言：“諸葛亮出斜穀，並田於蘭坑。”蘭坑當在離五丈原不遠處。亮當懸軍深入敵境，與強大的敵人作殊死戰鬥之際，猶分兵屯田，以支持長期戰爭，說明其對屯田的重視，不僅不下於曹魏，且為史冊所罕見。這樣，怎能說蜀漢忽視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種籽等，均需由後方攜往，而在刀光劍影、弩張馬嘶的狀態下耕作，自然難度很大，然而亮卻能使“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紀律的軍隊，戰鬥力不可能不強，而亮羽扇綸巾、指揮若定的從容安詳態度，也表明蜀軍的糧食供應已大有改善。所以我們對蜀漢屯田的估價不能過低。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劉備建策進取漢中時就已說過：“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蠶食雍涼……下可以固守要害”。連法正都有此主張，飽受缺乏軍糧之患的劉備自然更知道興農積穀的重要。
至於蜀在漢中興辦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遜於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過了魏在雍、涼二州舉辦的屯田。隻緣史書失載，所以不為後人所知罷了。《三國誌》卷44《薑維傳》注引《華陽國誌》曰：
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謝。維說皓求遝中（今甘肅臨潭縣）種麥，以避內逼耳。
不管薑維在遝中種麥出於什麽動機，當時蜀漢駐守今隴南及漢中諸將多從事屯田以自食，則屬於情理中事。三國時蜀漢史跡失載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為陳壽等史家所忽略。關於趙雲、鄧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與兄瑾書中提及，亦不會為後人所知。就曹魏軍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著者為淮潁屯田，然其對滅吳究有多大效用，並不很明顯，晉將王濬樓船下益州所載軍糧乃益州民戶所繳納，已足為滅吳之用而有餘。然蜀之漢中屯田則確實起了支持大軍北伐的作用。因此，對於蜀漢的屯田事業，未可予以忽視。
二、自耕農和地主經濟概況
劉備少時孤貧，他投靠曹操時，曾“將人種蕪菁”；“使廝人披蔥”。到荊州依劉表時，亦“手自結毦”。諸葛亮少時，流浪荊州，住的是“草廬”，“躬耕於野”。二人以情投誌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顛沛流離，了解一些民間疾苦，故日後治理荊、蜀，亦較能注意民間疾苦。劉備自樊城南逃時，不忍捨棄十餘萬難民，說明他同百姓的關係與其他軍閥有很大差別。及在荊南，劉備以耒陽縣令龐統在縣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後，又幾乎殺掉“眾事不理”的廣都長蔣琬，足證他對地方官的盡職與否，極為關注。這種態度和作法，自然有利於平民百姓。劉備策封諸葛亮為丞相時說：“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安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這話雖似官樣文章，但劉備提到“思靖百姓”，總算知道安定百姓生業的重要性。諸葛亮在隆中時指責劉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對百姓的態度是先“存恤”，後役使。劉備在政治經濟措施上，雖亦有放任將士搶掠和殺戮異己之事，然究無重大之屠城濫殺等事件。大體說來，蜀漢統治者既不像吳主孫晧那樣“肆行殘暴……虐用其民，窮淫極侈”；也有別於曹叡之大治宮室。蜀漢國小力微，常主動攻魏伐吳，諸葛亮又連年北伐，“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供役調的自然主要是個體農戶，說明個體農戶負擔很重。晉人袁準稱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這又反映蜀漢農民雖然賦調負擔很重，但仍有一定餘力維持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使蜀漢境內土地得到開墾，國家的租調收入也隨之增加。前已述及，陳壽在《諸葛亮傳》中反覆稱頌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等語，其中“強不侵弱”句所指弱者當然主要是自耕農。這雖不能理解為農民真的不受強暴者欺侮，但豪強欺壓農民的情況在諸葛亮輔政時有所減輕，也是不容否認的；另外，“道不拾遺”句，也不能解釋為真的無人拾取道旁遺物，但也說明餓肚子的貧窮人家少了些，否則，還談什麽“路不拾遺”呢？我們把“路不拾遺”解釋為很少有人攔路搶劫，在封建社會也就算不錯了。因此史書上雖然不見有什麽關於蜀漢農民經濟情況的具體記述，但從人們對諸葛亮的稱讚，可以窺知當時個體農民經濟確實有一定的發展，生活也比較安定。
總的說來，在劉備、諸葛亮等人的統治下，蜀漢個體小農雖然力役、兵役和賦稅的負擔並不輕，但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還是有所減輕的。他們利用這種喘息機會，努力生產，從而使自耕農的經濟得以維持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