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縱然在兩國邊防軍相對峙時，與軍民生活攸關的商品交換仍在經常進行，唯常有互相襲奪行為。另外，在本國內地駐軍中也有所謂軍市。如《三國誌》卷16《倉慈傳》注引《魏略》載顏斐為京兆太守時事：
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可見在軍市中縣民常受軍吏侵侮，當時管理軍市的官吏，叫軍市候。
在邊境地區的貿易中，有地方豪強侵淩異域胡商之事。《倉慈傳》言倉慈為敦煌太守時：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象。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劃麵，以明血誠；又為立嗣，遙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貿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漢商民對善於扶助正常貿易的清官廉吏多懷感戴，視之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數商民是衷心維護民族間和睦共處、貿遷有無的。隻有少數地痞流氓才見利忘義、唯眼前的財利是圖。倉慈與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關係，堪稱古代貿易史上的佳話之一。
前已述及，魏、吳兩國中後期，典農官令其部屬營商之事都很普遍。這種情況表明社會生產有所恢復，也顯示了貴族官吏帶頭掀起的奢靡之風已經抬頭。突出的事例是魏晉之際身任荊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遠使客商而致富不貲”。對石崇的貪暴行徑，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司馬炎不僅不予以懲處，甚至還幫助大官僚皇戚王愷給石崇爭靡鬥富。從石崇成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證明當時遠使客商來荊州的眾多及攜帶商品的珍奇貴重，否則，石崇怎能靠劫奪就發了橫財呢？
富商大賈同貴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麵，也有彼此勾搭以圖更大利益的一麵。兩漢時，商人“交通王侯”、擠身政界的事例已屢見不鮮。漢末戰亂，這種情況更屬常見。例如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到涿郡販馬，因看中劉備有政治前途，遂多與之金財，使之合聚徒眾。後來劉備在徐州遭遇重大挫敗，“祖世貨殖”的麋竺又“進妹於備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軍勢復振。史言麋竺“幹翮非所長”，可是因他貲財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謙等青睞。麋竺先為徐州牧陶謙別駕，謙死，竺遵謙遺囑，率州人迎劉備為徐州牧。後跟備投奔曹操，操用竺為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麋氏兄弟寧願跟隨劉備，而不就職。史言公孫瓚：“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其中“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富皆巨億”。由於行商坐賈遍及各地，所以魏、吳派出間者到對方去時，常冒充商賈以行計。凡此都說明三國時雖常有戰爭，商業並未停滯，商人的活動依然存在。
三、曹魏與倭人的和平友好往來
關於曹魏與周圍各民族的貿易，本書在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中當論及，現隻談一下魏與倭人——即三國時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來。
中國古籍有關日本的最早記載是戰國時人所撰的《山海經》，其中有“倭屬燕”的話，說明戰國時燕國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觸。秦始皇時，徐市率領男女並攜帶五穀種籽至日本，止王不歸。及漢武帝滅衛氏朝鮮，倭人各國使節通於中國者漸多。劉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國奉貢朝賀，劉秀賜其王以印綬。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師升獻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時，位於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帶的邪馬台女王國，下轄三十餘個小王國，即《三國誌》卷30《東夷·倭人傳》中所載“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陳壽言女王名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女王對魏極嚮往，前後兩次派出使臣來洛陽。第一次在魏景初三年（239）六月，女王遣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詣帶方郡太守，於是帶方太守劉夏遣吏將送女王使臣一行至洛陽。那時魏明帝已於正月病故。由曹爽、司馬懿共同輔佐少帝曹芳。其年十二月，魏帝詔書報倭女王曰：
製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可見在軍市中縣民常受軍吏侵侮，當時管理軍市的官吏，叫軍市候。
在邊境地區的貿易中，有地方豪強侵淩異域胡商之事。《倉慈傳》言倉慈為敦煌太守時：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象。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劃麵，以明血誠；又為立嗣，遙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貿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漢商民對善於扶助正常貿易的清官廉吏多懷感戴，視之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數商民是衷心維護民族間和睦共處、貿遷有無的。隻有少數地痞流氓才見利忘義、唯眼前的財利是圖。倉慈與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關係，堪稱古代貿易史上的佳話之一。
前已述及，魏、吳兩國中後期，典農官令其部屬營商之事都很普遍。這種情況表明社會生產有所恢復，也顯示了貴族官吏帶頭掀起的奢靡之風已經抬頭。突出的事例是魏晉之際身任荊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遠使客商而致富不貲”。對石崇的貪暴行徑，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司馬炎不僅不予以懲處，甚至還幫助大官僚皇戚王愷給石崇爭靡鬥富。從石崇成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證明當時遠使客商來荊州的眾多及攜帶商品的珍奇貴重，否則，石崇怎能靠劫奪就發了橫財呢？
富商大賈同貴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麵，也有彼此勾搭以圖更大利益的一麵。兩漢時，商人“交通王侯”、擠身政界的事例已屢見不鮮。漢末戰亂，這種情況更屬常見。例如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到涿郡販馬，因看中劉備有政治前途，遂多與之金財，使之合聚徒眾。後來劉備在徐州遭遇重大挫敗，“祖世貨殖”的麋竺又“進妹於備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軍勢復振。史言麋竺“幹翮非所長”，可是因他貲財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謙等青睞。麋竺先為徐州牧陶謙別駕，謙死，竺遵謙遺囑，率州人迎劉備為徐州牧。後跟備投奔曹操，操用竺為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麋氏兄弟寧願跟隨劉備，而不就職。史言公孫瓚：“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其中“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富皆巨億”。由於行商坐賈遍及各地，所以魏、吳派出間者到對方去時，常冒充商賈以行計。凡此都說明三國時雖常有戰爭，商業並未停滯，商人的活動依然存在。
三、曹魏與倭人的和平友好往來
關於曹魏與周圍各民族的貿易，本書在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中當論及，現隻談一下魏與倭人——即三國時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來。
中國古籍有關日本的最早記載是戰國時人所撰的《山海經》，其中有“倭屬燕”的話，說明戰國時燕國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觸。秦始皇時，徐市率領男女並攜帶五穀種籽至日本，止王不歸。及漢武帝滅衛氏朝鮮，倭人各國使節通於中國者漸多。劉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國奉貢朝賀，劉秀賜其王以印綬。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師升獻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時，位於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帶的邪馬台女王國，下轄三十餘個小王國，即《三國誌》卷30《東夷·倭人傳》中所載“今使譯所通三十國。”陳壽言女王名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女王對魏極嚮往，前後兩次派出使臣來洛陽。第一次在魏景初三年（239）六月，女王遣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詣帶方郡太守，於是帶方太守劉夏遣吏將送女王使臣一行至洛陽。那時魏明帝已於正月病故。由曹爽、司馬懿共同輔佐少帝曹芳。其年十二月，魏帝詔書報倭女王曰：
製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
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