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曹丕為了酬勞潁川郡人民，還下詔：“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復田租”，表明供糧者主要是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
河東郡個體農民對支援曹操平定關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國誌》卷16《杜畿傳》言：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拜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製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東是曹操平定關右及“製天下”的重要軍糧供應基地之一，故曹操對久任河東太守的杜畿極為倚重，一再下令表揚。但，陳壽的敘述和曹操的表彰，都隻讚揚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農官屯田的成績，說明河東的屯田並不占多大分量。史書涉及河東屯田事項者隻有二處：一是魏文帝曹丕時，趙儼繼杜畿之後，“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二是《曹真碑》有曲沃農都尉。趙儼以河東太守而兼典農的事，說明文帝時曹魏民屯已開始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勢頭。至於以上《杜畿傳》引文所言因勤農而致豐實的“家家”及為杜府君努力運送軍糧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農。這種記述反映了自耕農的重要作用。在下麵引用史料中也常有類似情況，為了行文順暢和避免累贅，我們就不再指出和說明了。
統觀三國史料，無論就曹魏典農官所管轄的屯田民人數和作出貢獻看，都遠遠不能同郡縣個體農民相比擬。正因為自耕農是曹魏立國的主要基石，故統治者對自耕農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扶植政策，如《三國誌》卷21《衛媧》載：
太祖征袁紹……嬉災問槭逃史使益州……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媸橛胲鮺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有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
由上可知，原來由關中逃到荊州的十萬餘家人民陸續回歸後，無法自力謀生。關中割據勢力韓遂、馬超等乘機招引他們作部曲。曹操為了防止眾多個體小農落入軍閥手中，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犁牛，作為農民耕種動力，從而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權對其賴以立國的主要賦役提供者——個體農民是採取扶植態度的。《三國誌》卷16《鄭渾傳》載：
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製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禦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
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有作為的地方官鄭渾為重新定居的個體農戶，製定了安居生產的各種辦法。鄭渾這樣作的效果是：“租入倍常”，給曹魏政府增添了稅收；“民得財足用饒”，表明在鄭渾的治理下，個體農民的經濟狀況有長足改善。據同卷《蘇則傳》：
太祖征張魯……魯破，則……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幹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金城郡為今甘肅蘭州市一帶，自古多事，三國時戰亂尤甚，可是蘇則能夠“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數民族的牛羊以養貧老；還能在旬月之間，使流民返鄉者達到數千家。這二事既是少數民族援助漢人的民族互助佳話，也是曹魏地方官員扶植自耕農的突出事例。
“復田租”，表明供糧者主要是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
河東郡個體農民對支援曹操平定關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國誌》卷16《杜畿傳》言：
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拜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製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東是曹操平定關右及“製天下”的重要軍糧供應基地之一，故曹操對久任河東太守的杜畿極為倚重，一再下令表揚。但，陳壽的敘述和曹操的表彰，都隻讚揚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農官屯田的成績，說明河東的屯田並不占多大分量。史書涉及河東屯田事項者隻有二處：一是魏文帝曹丕時，趙儼繼杜畿之後，“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二是《曹真碑》有曲沃農都尉。趙儼以河東太守而兼典農的事，說明文帝時曹魏民屯已開始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勢頭。至於以上《杜畿傳》引文所言因勤農而致豐實的“家家”及為杜府君努力運送軍糧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農。這種記述反映了自耕農的重要作用。在下麵引用史料中也常有類似情況，為了行文順暢和避免累贅，我們就不再指出和說明了。
統觀三國史料，無論就曹魏典農官所管轄的屯田民人數和作出貢獻看，都遠遠不能同郡縣個體農民相比擬。正因為自耕農是曹魏立國的主要基石，故統治者對自耕農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扶植政策，如《三國誌》卷21《衛媧》載：
太祖征袁紹……嬉災問槭逃史使益州……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媸橛胲鮺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有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
由上可知，原來由關中逃到荊州的十萬餘家人民陸續回歸後，無法自力謀生。關中割據勢力韓遂、馬超等乘機招引他們作部曲。曹操為了防止眾多個體小農落入軍閥手中，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犁牛，作為農民耕種動力，從而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權對其賴以立國的主要賦役提供者——個體農民是採取扶植態度的。《三國誌》卷16《鄭渾傳》載：
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製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禦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
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有作為的地方官鄭渾為重新定居的個體農戶，製定了安居生產的各種辦法。鄭渾這樣作的效果是：“租入倍常”，給曹魏政府增添了稅收；“民得財足用饒”，表明在鄭渾的治理下，個體農民的經濟狀況有長足改善。據同卷《蘇則傳》：
太祖征張魯……魯破，則……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幹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金城郡為今甘肅蘭州市一帶，自古多事，三國時戰亂尤甚，可是蘇則能夠“和戎狄”，利用羌胡少數民族的牛羊以養貧老；還能在旬月之間，使流民返鄉者達到數千家。這二事既是少數民族援助漢人的民族互助佳話，也是曹魏地方官員扶植自耕農的突出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