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選擇屯田地點，除首先考慮軍事需要外，還選擇了交通要道與土地肥沃處。建安十八年（213年），操為魏公後，因修建鄴宮室，使冀州西部都尉從事梁習於上黨取木材，“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後，操令國淵典屯田事，淵“相土處民”，即選擇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又如當盧毓任譙郡太守時，曹丕“欲徙民於譙，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嶢瘠，百姓窮困，毓湣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
曹魏屯田，多選擇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鄧艾在從陳、項至壽春一帶巡視後，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因之著《濟河論》一文，以闡述其主張，他終於創辦了大規模的潁淮屯田，即此主張的成功體現。
曹魏屯田的作用，約有以下五點：
（1）提供了進行安全農墾的環境。漢魏之際，戰亂、搶掠、流徙、飢餓、瘟疫、死喪諸險惡現象，恆見迭出，連到處搶劫的州郡士兵都經常填不飽肚子，有時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飢，甚至落得瓦解流離，無敵自破。高高在上的漢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後衣裳不完。群臣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尋食，或飢死牆壁間，或為軍士所殺。豪族世家亦多羈旅一方。廣大貧苦農民中更不斷出現“人相啖食、白骨委積”的情況。在以上種種情況下，縱然有土地、耕牛、農具，也不敢耕種，種了也難得收到手。誠如當時袁渙所說：“民之欲安，甚於倒懸”。所以曹魏的屯田縱然帶有很大的強製性，剝削也很重，但畢竟給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產的環境，使之度過最艱難困苦的日子。
（2）使許多不生產者轉變為生產者。民屯上的生產者多來自流民、降卒，他們原來不能從事生產，現在把他們安置在國有土地上進行耕墾，使荒田廢土重新長出莊稼，無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為的典農官與軍政人才。曹魏對屯田積穀既頗注意，所任用的典農官多經過精心挑選，《禦覽》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潁川典農中郎將”。司馬芝言“武皇帝特開典農之官，專以農桑為業”。由於典農官是專門負責屯田積穀的，其產穀積糧多少好壞，直接關係他們的政治前途，故他們比地方行政官更關心農墾大事，擔任過典農官的如棗祗、任峻、國淵、梁習、劉馥、倉慈、裴潛、盧毓、王昶、趙儼、司馬孚、鄧艾、石苞、侯史光、胡質等，對屯田都有較大建樹，自裴潛向曹丕“奏通貢舉，比之郡國”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典農部民中相繼出現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鄧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晉書》卷47《傅玄傳》稱：“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魏初屯田照顧到耕作者的實際能力，並非一味強迫廣耕多種。為了提高產量，魏政府也注意興修水利。由於農民缺乏耕牛農具，建安初，曹操採納衛覬建議，設置鹽官經營售鹽，以其值市買犁牛，供給回到關中的農民耕作。魏設置司金中郎將、司金都尉及監冶謁者，以經營鐵的生產和鑄造農具。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動了屯田生產，同時也免使無業農民被割據勢力引為部曲。
（5）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擔。盡人皆知，戰勝攻取，離不開糧草供應。三國時戰亂頻仍，農事荒廢，軍糧接濟更成問題。比如魏吳經常交戰的淮南地帶，雙方不居者各數百裏。故鄧艾言：“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為此，鄧艾倡辦淮南北屯田，終收滅吳之利。所以說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戰勝其敵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論進軍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隙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運送軍糧的沉重勞役負擔。
但是，由於封建剝削製度的種種弱點，所有政治、經濟狀況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製度之趨於衰落同樣不能避免，今試談其由盛而衰的經過：
自黃巾等農民起義摧垮了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以後，隨之出現了群雄爭逐的局麵。那時，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舊過安逸的寄生生活，他們“捐棄居產，流亡藏竄”，有的還“飄泊風波，絕糧茹草”，甚至棄屍路途。戰爭固極殘酷，卻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殘渣餘孽。正因如此，當曹操成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麵貌和社會風氣遠遠勝於衰漢之世，史謂：“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史書如此描述，雖涉誇張，緣當時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得不折節力行，以求登攀仕進之路，因之政風看好，階級矛盾較前有所緩和，屯田事業亦賴之成功。但，屯田製度，畢竟是戰時應急措施，至三分局麵形成，戰爭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原來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獲得的權勢地位，侵奪公有田地和勞動力；屯田民亦不願長此忍受強製軍事編製的束縛和日益沉重的賦役剝削。因此，民屯便逐漸走下坡路，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載：
曹魏屯田，多選擇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鄧艾在從陳、項至壽春一帶巡視後，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因之著《濟河論》一文，以闡述其主張，他終於創辦了大規模的潁淮屯田，即此主張的成功體現。
曹魏屯田的作用，約有以下五點：
（1）提供了進行安全農墾的環境。漢魏之際，戰亂、搶掠、流徙、飢餓、瘟疫、死喪諸險惡現象，恆見迭出，連到處搶劫的州郡士兵都經常填不飽肚子，有時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飢，甚至落得瓦解流離，無敵自破。高高在上的漢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後衣裳不完。群臣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尋食，或飢死牆壁間，或為軍士所殺。豪族世家亦多羈旅一方。廣大貧苦農民中更不斷出現“人相啖食、白骨委積”的情況。在以上種種情況下，縱然有土地、耕牛、農具，也不敢耕種，種了也難得收到手。誠如當時袁渙所說：“民之欲安，甚於倒懸”。所以曹魏的屯田縱然帶有很大的強製性，剝削也很重，但畢竟給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產的環境，使之度過最艱難困苦的日子。
（2）使許多不生產者轉變為生產者。民屯上的生產者多來自流民、降卒，他們原來不能從事生產，現在把他們安置在國有土地上進行耕墾，使荒田廢土重新長出莊稼，無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為的典農官與軍政人才。曹魏對屯田積穀既頗注意，所任用的典農官多經過精心挑選，《禦覽》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為潁川典農中郎將”。司馬芝言“武皇帝特開典農之官，專以農桑為業”。由於典農官是專門負責屯田積穀的，其產穀積糧多少好壞，直接關係他們的政治前途，故他們比地方行政官更關心農墾大事，擔任過典農官的如棗祗、任峻、國淵、梁習、劉馥、倉慈、裴潛、盧毓、王昶、趙儼、司馬孚、鄧艾、石苞、侯史光、胡質等，對屯田都有較大建樹，自裴潛向曹丕“奏通貢舉，比之郡國”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典農部民中相繼出現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鄧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晉書》卷47《傅玄傳》稱：“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魏初屯田照顧到耕作者的實際能力，並非一味強迫廣耕多種。為了提高產量，魏政府也注意興修水利。由於農民缺乏耕牛農具，建安初，曹操採納衛覬建議，設置鹽官經營售鹽，以其值市買犁牛，供給回到關中的農民耕作。魏設置司金中郎將、司金都尉及監冶謁者，以經營鐵的生產和鑄造農具。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動了屯田生產，同時也免使無業農民被割據勢力引為部曲。
（5）較好地解決了軍糧供應，減輕了農民運送糧草的勞役負擔。盡人皆知，戰勝攻取，離不開糧草供應。三國時戰亂頻仍，農事荒廢，軍糧接濟更成問題。比如魏吳經常交戰的淮南地帶，雙方不居者各數百裏。故鄧艾言：“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為此，鄧艾倡辦淮南北屯田，終收滅吳之利。所以說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戰勝其敵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論進軍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隙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農民運送軍糧的沉重勞役負擔。
但是，由於封建剝削製度的種種弱點，所有政治、經濟狀況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製度之趨於衰落同樣不能避免，今試談其由盛而衰的經過：
自黃巾等農民起義摧垮了腐朽透頂的東漢王朝以後，隨之出現了群雄爭逐的局麵。那時，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舊過安逸的寄生生活，他們“捐棄居產，流亡藏竄”，有的還“飄泊風波，絕糧茹草”，甚至棄屍路途。戰爭固極殘酷，卻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殘渣餘孽。正因如此，當曹操成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麵貌和社會風氣遠遠勝於衰漢之世，史謂：“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史書如此描述，雖涉誇張，緣當時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得不折節力行，以求登攀仕進之路，因之政風看好，階級矛盾較前有所緩和，屯田事業亦賴之成功。但，屯田製度，畢竟是戰時應急措施，至三分局麵形成，戰爭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原來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獲得的權勢地位，侵奪公有田地和勞動力；屯田民亦不願長此忍受強製軍事編製的束縛和日益沉重的賦役剝削。因此，民屯便逐漸走下坡路，如《三國誌》卷12《司馬芝傳》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