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製》：‘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稟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農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三國誌》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販鐵於鄴市”，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他們把屯田土地占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製的存在。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雲“魏氏”，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係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占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占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隻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占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製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製。《三國誌》卷11《袁渙傳》言：“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製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據《三國誌》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誌》卷14《蔣濟傳》亦有同樣記述。事先，蔣濟曾勸操勿徙，其理由為：“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可是，操不聽從，果然發生了民眾大舉逃吳事件。依我看來，江淮間百姓所以驚惶逃吳，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懷土”，假若隻是“懷土”，那末南逃和北徙，都一樣離開本土，更何必冒倉皇奔逃的危險呢？恐怕隻有用害怕讓他們參加強製性的屯田和對曹魏統治有所疑懼這兩條理由來解釋，始可得到如實的回答。以上曹魏屯田逐漸產生弊端和趨向哀落的歷程即表明其難以持久。前已言及，魏初屯田還能注意到量民力而為，到後來，典農官一方麵調屯田民為他們經商謀利，一方麵又強迫屯田民多種地，勞動力減少而耕種之地增多，怎能把農事搞好呢？無怪乎後來“至畝收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說明屯田製已失去其積穀濟軍的作用。統治者既感到無利可圖，屯田民的反抗也日趨嚴重，屯田兵民反對曹魏統治者的武裝鬥爭，見於史策的有兩次：《三國誌》卷23《趙儼傳》載：“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可惜很快便被官軍鎮壓下去。另外，《三國誌》卷18《呂虔傳》載：“襄賁校尉杜鬆部民炅毌等作亂”。有的史書謂“校尉”指典農校尉；“部民”為典農校尉部屯田民。如此說確實，則此次也是典農部民起義。由於曹魏軍事力量強大，中央有中外諸軍，州郡也都領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但，從曹魏後期民屯生產日益萎縮和農民寧願投向豪族地主為佃客的事實來看，也足以說明農民對屯田的消極反抗到了多麽嚴重的程度。因此到魏陳留王曹奐鹹熙元年（265年），當權的司馬炎便宣布：“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所謂“均政役”，不過是一個藉口，實際是屯田製對統治者已經轉化為無利可圖，所以就下令廢止了。
司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況，對於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變歷程，至關緊要。操時是民屯興旺時期，是時典農官專以農桑為務，生產情況自然較好。可是操死後，曹丕稱帝以來，典農官受當時政治、社會風氣的影響，不安心於農業生產，而紛紛經商求富。《三國誌》卷4《高貴鄉公傳》注引《世語》言魏明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晉書》卷33《石苞傳》又言石苞曾“販鐵於鄴市”，就是典農官令部下販物治生的證據。典農官既心在發財，故抽調屯田吏民去為他們經營商事，從而使留者給行者代事田計，怎能不妨害生產呢？另外，繼曹丕之後登位的曹叡，大建宮室、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屯田事業的一大病害。
其時，外有吳、蜀大敵，內興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業。曹叡死後，在曹爽與司馬懿共執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趨於驕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邑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他們把屯田土地占為己有，直接威脅了屯田製的存在。司馬懿父子為了圖謀殺爽奪權，在上則籠絡朝臣武將，在下則陰養死士。司馬氏專政後，為了達到其篡魏成晉的目的，公開將屯田客帶租牛一併賞賜公卿以下官吏。《晉書》卷93《王恂傳》載：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以上所雲“魏氏”，實乃司馬氏所為，賜給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戶，係司馬氏籠絡朝臣以遂其篡奪野心之一種手法。入晉之後，司馬炎更公開袒護侵占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書令裴秀、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及尚書僕射武陔等各侵占官稻田，經司隸校尉李熹告發，司馬炎雖然表揚了李熹，但對裴秀、山濤等親信大臣並不追究問罪，隻懲罰了一下為大臣們侵占官田服務的騎都尉劉尚和立進縣令劉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對於曹魏政府強製他們進行屯田的舉措，一開始就有所抵製。《三國誌》卷11《袁渙傳》言：“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經過袁渙向曹操進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強製為自願，情況因之有所扭轉。據《三國誌》卷47《吳主傳》載：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間十餘萬戶民眾皆驚走吳事，《三國誌》卷14《蔣濟傳》亦有同樣記述。事先，蔣濟曾勸操勿徙，其理由為：“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可是，操不聽從，果然發生了民眾大舉逃吳事件。依我看來，江淮間百姓所以驚惶逃吳，主要原因還不是因為“懷土”，假若隻是“懷土”，那末南逃和北徙，都一樣離開本土，更何必冒倉皇奔逃的危險呢？恐怕隻有用害怕讓他們參加強製性的屯田和對曹魏統治有所疑懼這兩條理由來解釋，始可得到如實的回答。以上曹魏屯田逐漸產生弊端和趨向哀落的歷程即表明其難以持久。前已言及，魏初屯田還能注意到量民力而為，到後來，典農官一方麵調屯田民為他們經商謀利，一方麵又強迫屯田民多種地，勞動力減少而耕種之地增多，怎能把農事搞好呢？無怪乎後來“至畝收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說明屯田製已失去其積穀濟軍的作用。統治者既感到無利可圖，屯田民的反抗也日趨嚴重，屯田兵民反對曹魏統治者的武裝鬥爭，見於史策的有兩次：《三國誌》卷23《趙儼傳》載：“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可惜很快便被官軍鎮壓下去。另外，《三國誌》卷18《呂虔傳》載：“襄賁校尉杜鬆部民炅毌等作亂”。有的史書謂“校尉”指典農校尉；“部民”為典農校尉部屯田民。如此說確實，則此次也是典農部民起義。由於曹魏軍事力量強大，中央有中外諸軍，州郡也都領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但，從曹魏後期民屯生產日益萎縮和農民寧願投向豪族地主為佃客的事實來看，也足以說明農民對屯田的消極反抗到了多麽嚴重的程度。因此到魏陳留王曹奐鹹熙元年（265年），當權的司馬炎便宣布：“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所謂“均政役”，不過是一個藉口，實際是屯田製對統治者已經轉化為無利可圖，所以就下令廢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