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不僅在淮南北興辦屯田有很大功勳，他到隴右後也有突出業績。《三國誌》卷28《鄧艾傳》載司馬炎泰始三年（267年）段灼上疏說：
昔薑維有斷隴右之誌，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難仆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
鄧艾不僅為軍士屯田如此辛勞，他任城陽相、汝南太守時，也同樣注重農事，史言他“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他任兗州刺史時上言說：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實，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
可見鄧艾不僅自身注意積粟，而且還主張把能否積粟作為考核官吏的準則。
在講述鄧艾興農積粟的事跡時，也不要忘記司馬懿對鄧艾的支持，在《晉書》卷1《宣帝紀》的記載上，往往把鄧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說成是司馬懿的功勞。司馬懿是在淮南北搞軍屯的決策者，鄧艾是執行者。《晉書》還有類似的記載，如《晉書》卷37《宗室·安平獻王孚傳》：
安平獻王孚，……宣王次弟也……出為河內典農……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製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邦，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可是《晉書》卷1《宣帝紀》及《晉書》卷26《食貨誌》均言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或農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農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誰主辦的呢？看來是度支尚書司馬孚先提出建議，經太尉司馬懿同意並表請明帝批準後交司馬孚執行的。由於司馬孚先提出具體意見，所以《司馬孚傳》講得很具體而詳盡；由於司馬懿支持了司馬孚的意見，所以史臣也歸功於司馬懿。古史中類似這樣的記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與隴右兩大軍屯基地以外，其他沿邊地帶的軍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間，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帶“廣農墾植，倉穀盈積”；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的胡質，也“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鎮北將軍劉靖令軍士千人，“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謁者樊晨又對劉靖創建的工程加以擴修，”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裏，灌田萬有餘頃”。
曹魏軍屯生產者主要是現役正規軍，他們在督將率領下，五裏置一營，每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與家口分離，採取什二分體製，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親，十分之八的士兵從事農耕和戰守。所收糧穀全部交由度支係統的官吏保管分配。軍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從所收糧穀中撥給。士兵回家期間的稟賜常被停發。由於士兵皆為強壯勞動力，且水利灌溉條件優越，故淮南北四萬人每年勞動所得除掉開支外，政府尚可得穀五百萬斛，成為日後晉滅吳的重要經濟基礎。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廢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許之歲（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後共七十年。軍屯倡於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謂與曹魏之興亡相始終。曹魏對屯田經營之勤，效果之顯著，在歷史上獨具特色，至今仍為學人所重視。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說明屯田範圍甚廣，但主要集中在許、鄴、洛及其鄰近地區。鄧艾言：“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製四方”。可證許在屯田事業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黃巾起義民眾之人力物力始得創建。許，原為豫州潁川郡一縣，位居中原，地勢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吳經常交兵的淮南地區，故不僅曹操在許大興屯田，曹丕黃初二年（221年），改許為許昌，次年征吳，仍在許昌“大興屯田”。鄴，自建安九年（204年）為操攻占，操即以之為建立國本之地。曹丕時曾擬將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因朝臣反對，結果隻徙了一半。曹叡時，“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足證冀州從事屯田的勞動者甚多。洛陽，居東西交通要道，地理條件更優於鄴，故雖受到戰亂的嚴重破壞，仍能恢復其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廣泛布在洛陽四周。故當司馬懿在洛陽發動政變時，曹爽在伊水南尚能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司馬懿暗中策劃誅滅曹爽時，曾布置其二子司馬昭、司馬望任洛陽典農中郎將，史言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至發動政變，“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以情實度之，其來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蓋屯田民除耕種外，亦為準軍事力量。
鄰近魏與吳、蜀交界地區，亦為魏屯田重點。操先令劉馥“鎮合肥，廣屯田”；又以倉慈為綏集都尉，“開募屯田於淮南”。而鄧艾倡辦之淮南北屯田，規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敘及。在荊州方麵，新野、襄陽、漢川為屯田據點；鄰近蜀漢，瀕臨渭水之上邽、陳倉、槐裏、長安均有兵民屯田。
昔薑維有斷隴右之誌，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難仆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
鄧艾不僅為軍士屯田如此辛勞，他任城陽相、汝南太守時，也同樣注重農事，史言他“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他任兗州刺史時上言說：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實，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
可見鄧艾不僅自身注意積粟，而且還主張把能否積粟作為考核官吏的準則。
在講述鄧艾興農積粟的事跡時，也不要忘記司馬懿對鄧艾的支持，在《晉書》卷1《宣帝紀》的記載上，往往把鄧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說成是司馬懿的功勞。司馬懿是在淮南北搞軍屯的決策者，鄧艾是執行者。《晉書》還有類似的記載，如《晉書》卷37《宗室·安平獻王孚傳》：
安平獻王孚，……宣王次弟也……出為河內典農……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製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邦，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可是《晉書》卷1《宣帝紀》及《晉書》卷26《食貨誌》均言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或農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農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誰主辦的呢？看來是度支尚書司馬孚先提出建議，經太尉司馬懿同意並表請明帝批準後交司馬孚執行的。由於司馬孚先提出具體意見，所以《司馬孚傳》講得很具體而詳盡；由於司馬懿支持了司馬孚的意見，所以史臣也歸功於司馬懿。古史中類似這樣的記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與隴右兩大軍屯基地以外，其他沿邊地帶的軍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間，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帶“廣農墾植，倉穀盈積”；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的胡質，也“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鎮北將軍劉靖令軍士千人，“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謁者樊晨又對劉靖創建的工程加以擴修，”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裏，灌田萬有餘頃”。
曹魏軍屯生產者主要是現役正規軍，他們在督將率領下，五裏置一營，每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與家口分離，採取什二分體製，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親，十分之八的士兵從事農耕和戰守。所收糧穀全部交由度支係統的官吏保管分配。軍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從所收糧穀中撥給。士兵回家期間的稟賜常被停發。由於士兵皆為強壯勞動力，且水利灌溉條件優越，故淮南北四萬人每年勞動所得除掉開支外，政府尚可得穀五百萬斛，成為日後晉滅吳的重要經濟基礎。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廢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許之歲（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後共七十年。軍屯倡於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謂與曹魏之興亡相始終。曹魏對屯田經營之勤，效果之顯著，在歷史上獨具特色，至今仍為學人所重視。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東南達淮南；東北自幽燕，西南至荊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說明屯田範圍甚廣，但主要集中在許、鄴、洛及其鄰近地區。鄧艾言：“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製四方”。可證許在屯田事業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黃巾起義民眾之人力物力始得創建。許，原為豫州潁川郡一縣，位居中原，地勢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吳經常交兵的淮南地區，故不僅曹操在許大興屯田，曹丕黃初二年（221年），改許為許昌，次年征吳，仍在許昌“大興屯田”。鄴，自建安九年（204年）為操攻占，操即以之為建立國本之地。曹丕時曾擬將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因朝臣反對，結果隻徙了一半。曹叡時，“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足證冀州從事屯田的勞動者甚多。洛陽，居東西交通要道，地理條件更優於鄴，故雖受到戰亂的嚴重破壞，仍能恢復其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廣泛布在洛陽四周。故當司馬懿在洛陽發動政變時，曹爽在伊水南尚能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司馬懿暗中策劃誅滅曹爽時，曾布置其二子司馬昭、司馬望任洛陽典農中郎將，史言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至發動政變，“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以情實度之，其來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蓋屯田民除耕種外，亦為準軍事力量。
鄰近魏與吳、蜀交界地區，亦為魏屯田重點。操先令劉馥“鎮合肥，廣屯田”；又以倉慈為綏集都尉，“開募屯田於淮南”。而鄧艾倡辦之淮南北屯田，規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敘及。在荊州方麵，新野、襄陽、漢川為屯田據點；鄰近蜀漢，瀕臨渭水之上邽、陳倉、槐裏、長安均有兵民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