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在曹操時，屯田民“專以農桑為業”，並未規定有力役、兵役負擔。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時，諸典農官令部下經商求富，致使農業勞動力減少，影響到生產。為此，司馬芝上奏：“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這個建議得到了曹叡的同意。當然，積弊已深的經商風氣，並非一紙詔書所能矯枉。
從司馬芝所言屯田民終歲種田服役的忙迫情況看，他們確實是夠辛苦的。但他們所從事的各種雜役都與農事有關，還說不上是額外的勞動負擔。至於經商治生則是屯田民非生產性的額外負擔。但並非政府規定的勞役。另外，《晉書》卷2《文帝紀》言司馬昭於“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有些同誌認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雜役，則不能說沒有徭役負擔，我以為：所謂“苛”，是額外加派的稅役；所謂“碎”、“雜”，乃零星攤派，諸如此類的苛捐雜稅，在封建時代，無時不有，隻要不是經常性的，就以不視為正式負擔為妥。假若一律都以“有”字概括之，那也就沒有區別了。曹魏興辦屯田的目的是解決軍食，為了多積糧穀而減輕屯田民的經常性的力役、兵役負擔，總是有利的。
至於屯田民有無兵役負擔，前已言及，興辦屯田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產，因之在農閑時對屯田民進行軍事訓練，以便必要時能夠自衛。當三國分爭時，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脫離武裝行動，也是不現實的。例如當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等反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當此危急時刻，王必調動潁川典農部民參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談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負擔。至於魏與蜀、吳緣邊有屯田民的地區發生戰爭時，偶爾令屯田民參加戰鬥，亦屬難以避免之事。所以這類令屯田民暫時參加戰爭的事例，不宜視之為有兵役負擔。
至於官府給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數額及辦法，史書未有敘及，因為當時政府掌握的無主荒地頗多，問題不是無地給農民耕種，而是農民不能種，不敢種，因之土地分配事項未成為當時主要討論課題。毫無疑問，授田之事還是有些記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農官必需“相土處民”，令民先“擇居美田”。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發布的《軍譙令》提到：“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指家屬）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北魏李彪建議仿照曹魏舊例施行屯田時，曾提到“一夫之田”；《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給晉武帝上疏說：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開辦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後來統治者為了多收租穀，逐漸給屯田民增加耕種畝數。結果，廣種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於泰始四年（268年），當時民屯已兩次宣布廢止。傅玄所談者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變，亦必與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
四、軍屯
軍閥混戰之初，曹操“眾寡糧單”。兵少，尚可招募；糧單，則軍隊越多，越養不起。曹操早時因處於內線作戰，沒有時間和條件令軍士屯墾。及打敗汝潁黃巾軍以後，始得在許下興辦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戰爭，成為曹操所以能變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國分立局麵形成以後，曹魏於與吳、蜀交界地區屯駐重兵，糧食需求量甚多，於是軍屯乃應運而生。
《晉書》卷26《食貨誌》載東晉初年應詹給晉元帝上表言曹操“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這個材料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況如何？曹魏軍屯究竟從何時開始？應詹均未講清楚。《晉書》卷1《宣帝紀》言：
（司馬懿）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從司馬懿的話來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議以前，尚未辦過軍屯。按司馬懿在操手下作軍司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臨死前一年，這樣，就是操立即將司馬懿的建議付諸施行，也不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得“國用豐贍”。前已敘及，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曾“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這個措施倒是具體而可信的，但屬於個別將領臨時勸耕性質，也未足視為曹魏即已正式興辦了軍屯。又如《三國誌》卷15《劉馥傳》的記述：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
劉馥以揚州刺史召集流民，廣為屯田，顯然搞的是民屯。隻因地近強敵，不能不積極防禦，故軍事色彩較為濃厚。《三國誌》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既以“綏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綏邊之意。《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曹操“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同傳又言曹操所置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為呂蒙所攻禽，廬江亦失守。從以上事實看，魏在與吳交界地區開辦民屯是不安全的，隻有令駐軍兼辦軍屯，才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長策。司馬懿後來向操建策舉辦軍屯，當亦有鑑於此而發。
從司馬芝所言屯田民終歲種田服役的忙迫情況看，他們確實是夠辛苦的。但他們所從事的各種雜役都與農事有關，還說不上是額外的勞動負擔。至於經商治生則是屯田民非生產性的額外負擔。但並非政府規定的勞役。另外，《晉書》卷2《文帝紀》言司馬昭於“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有些同誌認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雜役，則不能說沒有徭役負擔，我以為：所謂“苛”，是額外加派的稅役；所謂“碎”、“雜”，乃零星攤派，諸如此類的苛捐雜稅，在封建時代，無時不有，隻要不是經常性的，就以不視為正式負擔為妥。假若一律都以“有”字概括之，那也就沒有區別了。曹魏興辦屯田的目的是解決軍食，為了多積糧穀而減輕屯田民的經常性的力役、兵役負擔，總是有利的。
至於屯田民有無兵役負擔，前已言及，興辦屯田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產，因之在農閑時對屯田民進行軍事訓練，以便必要時能夠自衛。當三國分爭時，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脫離武裝行動，也是不現實的。例如當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等反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當此危急時刻，王必調動潁川典農部民參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談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負擔。至於魏與蜀、吳緣邊有屯田民的地區發生戰爭時，偶爾令屯田民參加戰鬥，亦屬難以避免之事。所以這類令屯田民暫時參加戰爭的事例，不宜視之為有兵役負擔。
至於官府給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數額及辦法，史書未有敘及，因為當時政府掌握的無主荒地頗多，問題不是無地給農民耕種，而是農民不能種，不敢種，因之土地分配事項未成為當時主要討論課題。毫無疑問，授田之事還是有些記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農官必需“相土處民”，令民先“擇居美田”。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發布的《軍譙令》提到：“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指家屬）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北魏李彪建議仿照曹魏舊例施行屯田時，曾提到“一夫之田”；《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給晉武帝上疏說：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開辦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後來統治者為了多收租穀，逐漸給屯田民增加耕種畝數。結果，廣種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於泰始四年（268年），當時民屯已兩次宣布廢止。傅玄所談者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變，亦必與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
四、軍屯
軍閥混戰之初，曹操“眾寡糧單”。兵少，尚可招募；糧單，則軍隊越多，越養不起。曹操早時因處於內線作戰，沒有時間和條件令軍士屯墾。及打敗汝潁黃巾軍以後，始得在許下興辦民屯。有力地支持了戰爭，成為曹操所以能變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國分立局麵形成以後，曹魏於與吳、蜀交界地區屯駐重兵，糧食需求量甚多，於是軍屯乃應運而生。
《晉書》卷26《食貨誌》載東晉初年應詹給晉元帝上表言曹操“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這個材料為史家所常引用。但操分兵屯田的情況如何？曹魏軍屯究竟從何時開始？應詹均未講清楚。《晉書》卷1《宣帝紀》言：
（司馬懿）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從司馬懿的話來看，好似在他提出施行“且耕且守”的建議以前，尚未辦過軍屯。按司馬懿在操手下作軍司馬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操臨死前一年，這樣，就是操立即將司馬懿的建議付諸施行，也不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得“國用豐贍”。前已敘及，夏侯惇領陳留、濟陰太守時，曾“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這個措施倒是具體而可信的，但屬於個別將領臨時勸耕性質，也未足視為曹魏即已正式興辦了軍屯。又如《三國誌》卷15《劉馥傳》的記述：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
劉馥以揚州刺史召集流民，廣為屯田，顯然搞的是民屯。隻因地近強敵，不能不積極防禦，故軍事色彩較為濃厚。《三國誌》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既以“綏集”名官，即寓有保民綏邊之意。《三國誌》卷54《呂蒙傳》言曹操“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同傳又言曹操所置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為呂蒙所攻禽，廬江亦失守。從以上事實看，魏在與吳交界地區開辦民屯是不安全的，隻有令駐軍兼辦軍屯，才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長策。司馬懿後來向操建策舉辦軍屯，當亦有鑑於此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