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古代史家對類似屯田這樣的經濟製度重視不夠，所以有關屯田史料極少。唯從《三國誌》卷28《鄧艾傳》中尚可窺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稱。鄧艾原籍義陽郡棘陽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與新野縣之間），少喪父。曹操破荊州，被徙往汝南郡，為典農部民，養犢，年十一，又隨母至潁川郡，後在典農都尉屬下作學士，以口吃，不得作於佐（主要屬吏），為稻田守叢草吏。但，口吃的缺陷，畢竟掩蓋不了鄧艾的傑出才幹。後來他還是作了典農功曹，功曹是襄城（從潁川郡分出的郡）典農中郎將屬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賞，因之也被稱為典農綱紀。鄧艾還作過上計吏，上計吏每年年終代表典農中郎將去中央報告政績，因此，鄧艾有機會見到太尉司馬懿。司馬懿對他很賞識，辟之為掾。不久又升尚書郎。那時朝廷欲廣田畜穀，故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遂倡議在淮南大規模進行屯田。
在這裏，不能不談一談民屯係統的典農官歸朝廷那個部門管轄的問題，傳統的說法是歸大司農領導，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東漢以降，君主專製體製日益強化，三公與諸卿的實權已被內朝的尚書台所奪，特別是曹操掌權時期，所謂公卿若非曹操親信，更無權勢可言。當時大司農的官職還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位為魏公後，進其三女為貴人，獻帝“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往鄴納聘，像王邑這樣的大司農自然不可能過問屯田之事。根據操褒獎棗祗令和任峻、國淵等傳所顯示，興辦屯田，乃由操親自主持。當棗祗提出對屯田民採用分成製的剝削方式時，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棗祗與守尚書令荀彧“議之”。說明尚書令兼管屯田事務。前已敘及，當操興辦屯田後，前有棗祗、任峻，後有國淵。任峻是第一個典農中郎將，主管許下屯田事務，史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於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約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國淵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倉廩豐實。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關中，改任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事實說明在曹操時代，屯田事務主要由各郡國典農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項，例如對屯田地點的選擇及處理屯田農民的逃亡等，則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請示辦理。至於曹操領導下的司空、丞相府和魏國建立後的尚書台，都對屯田官起領導作用。以上鄧艾以尚書郎在淮南大規模地興辦軍士屯田就足以說明問題。其他如尚書“（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司馬炎為晉王時，“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等事，都說明尚書台主管屯田事務，故尚書台官長能利用職權侵占典農部田，即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者也。
曹丕代漢以後，隨著軍屯的普遍建立，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如《晉書》卷37《安平獻王孚傳》：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製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由此可見度支尚書的職掌是籌劃軍糧，足食濟軍。從這事例，更能說明為了供應軍糧而興辦的屯田事業，歸尚書台領導，自然是順理成章的。
吳、蜀二國雖然沒有設置度支官，但吳國的節度官，則相當於度支尚書。《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言孫權令諸葛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後來代替諸葛恪為左節度的顧譚則“每省簿書，未嚐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可見節度官是執掌軍糧的算計、支付等所有軍糧供應事務的。《三國誌》卷39《呂乂傳》言呂乂“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三國誌》卷44《蔣琬傳》載有“督農楊敏”，說明蜀漢亦有掌供應軍糧的專官。
屯田上的直接生產者多原為流民、降眾、貧戶及無法進行安全耕種者。當他們成為典農部民以後，身份變成依附性甚強的“屯田客”。“客”，名義上是由招募而來，所謂“募民”、“募良民”、“募百姓”、“募貧民”。但，實際多出於強製，而非自願。後來曹操聽從袁渙宜順民意，不欲者勿強的建議，才改變了已往強迫農民屯田的態度。唯就實際情況而論，曹魏統治者之募民屯田，不可能作到真正順從民意，隻是程度上的改善而已。比如《三國誌》卷25《辛毗傳》載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實河南。辛毗認為“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曹丕“遂徙其半”。又如《晉書》卷26《食貨誌》言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當也係強製遷徙之例。
前已敘及，典農官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專為供應軍糧而設的機構，為了維護典農工作的獨立性，典農官與郡縣官不同城治事。如《三國誌》卷9《曹爽傳》注引《魏略》言：“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水經注》卷7《濟水一》亦言：“今滎陽東二十裏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正因為典農的治所及轄區與郡縣隔離，所以日後典農轄地可改為郡縣。典農與郡縣雖不在一地，但彼此鄰接，所以有時在爭奪勞動力等重要問題上，仍難以避免糾紛和摩擦。例如《三國誌》卷15《賈逵傳》載：
在這裏，不能不談一談民屯係統的典農官歸朝廷那個部門管轄的問題，傳統的說法是歸大司農領導，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東漢以降，君主專製體製日益強化，三公與諸卿的實權已被內朝的尚書台所奪，特別是曹操掌權時期，所謂公卿若非曹操親信，更無權勢可言。當時大司農的官職還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位為魏公後，進其三女為貴人，獻帝“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往鄴納聘，像王邑這樣的大司農自然不可能過問屯田之事。根據操褒獎棗祗令和任峻、國淵等傳所顯示，興辦屯田，乃由操親自主持。當棗祗提出對屯田民採用分成製的剝削方式時，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棗祗與守尚書令荀彧“議之”。說明尚書令兼管屯田事務。前已敘及，當操興辦屯田後，前有棗祗、任峻，後有國淵。任峻是第一個典農中郎將，主管許下屯田事務，史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於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約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國淵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倉廩豐實。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關中，改任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事實說明在曹操時代，屯田事務主要由各郡國典農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項，例如對屯田地點的選擇及處理屯田農民的逃亡等，則由屯田官直接向操請示辦理。至於曹操領導下的司空、丞相府和魏國建立後的尚書台，都對屯田官起領導作用。以上鄧艾以尚書郎在淮南大規模地興辦軍士屯田就足以說明問題。其他如尚書“（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司馬炎為晉王時，“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等事，都說明尚書台主管屯田事務，故尚書台官長能利用職權侵占典農部田，即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者也。
曹丕代漢以後，隨著軍屯的普遍建立，設置了“專掌軍國支計”的度支尚書。如《晉書》卷37《安平獻王孚傳》：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禽敵製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製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敵有備矣。
由此可見度支尚書的職掌是籌劃軍糧，足食濟軍。從這事例，更能說明為了供應軍糧而興辦的屯田事業，歸尚書台領導，自然是順理成章的。
吳、蜀二國雖然沒有設置度支官，但吳國的節度官，則相當於度支尚書。《三國誌》卷64《諸葛恪傳》言孫權令諸葛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後來代替諸葛恪為左節度的顧譚則“每省簿書，未嚐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可見節度官是執掌軍糧的算計、支付等所有軍糧供應事務的。《三國誌》卷39《呂乂傳》言呂乂“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三國誌》卷44《蔣琬傳》載有“督農楊敏”，說明蜀漢亦有掌供應軍糧的專官。
屯田上的直接生產者多原為流民、降眾、貧戶及無法進行安全耕種者。當他們成為典農部民以後，身份變成依附性甚強的“屯田客”。“客”，名義上是由招募而來，所謂“募民”、“募良民”、“募百姓”、“募貧民”。但，實際多出於強製，而非自願。後來曹操聽從袁渙宜順民意，不欲者勿強的建議，才改變了已往強迫農民屯田的態度。唯就實際情況而論，曹魏統治者之募民屯田，不可能作到真正順從民意，隻是程度上的改善而已。比如《三國誌》卷25《辛毗傳》載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實河南。辛毗認為“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曹丕“遂徙其半”。又如《晉書》卷26《食貨誌》言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當也係強製遷徙之例。
前已敘及，典農官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專為供應軍糧而設的機構，為了維護典農工作的獨立性，典農官與郡縣官不同城治事。如《三國誌》卷9《曹爽傳》注引《魏略》言：“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水經注》卷7《濟水一》亦言：“今滎陽東二十裏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正因為典農的治所及轄區與郡縣隔離，所以日後典農轄地可改為郡縣。典農與郡縣雖不在一地，但彼此鄰接，所以有時在爭奪勞動力等重要問題上，仍難以避免糾紛和摩擦。例如《三國誌》卷15《賈逵傳》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