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諸葛亮德才兼備，其治蜀政績是歷史上罕見的。他的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對蜀國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處，有些地方還可供後世借鑑。所以我們說：諸葛亮確實是我國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三、聯吳與南征
夷陵之戰的結果，基本上確定了吳、蜀二國的邊界，從此以後，兩國再未動幹戈。蜀在三國中，領土和人民最為小弱。魏是諸葛亮聲討的對象，自然不能與之妥協，吳雖已與蜀恢復交往關係，但一直不同魏斷絕來往。就蜀中情況而論，劉備伐吳失敗，喪失了許多軍隊，丟掉了大批軍用物資，而且內部也不穩定。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當亮東行省視劉備之疾時，黃元即舉郡反叛，雖很快被討平，但劉備死後，南中諸郡又皆反叛。諸葛亮為了讓民休息，醫治戰敗創傷，暫時撇開南中問題，首先從整頓內政和改善對吳關係著手。
諸葛亮是始終主張聯吳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與強大的魏為敵，非先聯吳不可。把吳國聯絡好以後，它縱然不能協同攻魏，蜀亦可無東顧之憂，而得全力對魏；魏則不能不以相當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吳。因此，諸葛亮於輔政之初，即派鄧芝使吳，重申舊好。孫權這時還沒有與魏斷絕來往，遲遲不肯接見鄧芝。鄧芝給孫權上表說：“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孫權才接見了他，談話中仍以蜀弱魏強為慮。鄧芝向孫權解釋說：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孫權覺得鄧芝的話確有道理，於是便與魏斷絕關係，與蜀連和。從此蜀吳盟好，不但諸葛亮伐魏之師得以大舉，就是終蜀之世，兩國和好關係亦始終維持，說明諸葛亮的外交政策確實是正確的了。
蜀漢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雲南晉寧縣東）、永昌（郡城在今雲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貴州福泉縣）、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東南）四郡，自秦代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之地。這裏的人民因為不能忍受當地官府的榨取，經常進行反抗。當地的豪強和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則趁機進行叛亂活動。劉備在時，益州大姓雍闓已經開始反蜀活動，殺益州太守正昂，繼位太守張裔也被縛送到吳。雍闓接受孫權永昌太守的封號，並派郡人孟獲煽動各族上層分子反蜀。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叟帥高定一齊響應。諸葛亮因為蜀漢被吳擊敗不久，元氣損失非常大；且劉備剛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緒，故未便用兵鎮壓，一方麵派人到吳與孫權重新建立起盟好關係；一方麵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等到後主劉禪建興三年（225年）三月，諸葛亮親自率兵南征，參軍馬謖送之數十裏，亮對謖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於是馬謖提出以下的建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馬謖這種“攻心”的策略，正與諸葛亮平素對付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合。遠在隆中對策時，他即主張“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即對少數民族隻採用溫和的懷柔政策，而不專憑武力的強壓。所以諸葛亮採納了馬謖的建議。這次南征，除殺掉高定、朱褒（雍闓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殺）等幾個首先反抗的首領以外，對其他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上層分子，可以降服的則盡量收用，以便通過他們來統治南中人民。“七禽孟獲”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隻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諸葛亮對孟獲所以這樣不憚煩地屢禽屢縱，並非僅僅為了讓孟獲一個人心服口服，而是體現了他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我們知道蜀漢的領土比起諸葛亮正要討伐的曹魏來，要小得多。而在這塊小小的領土中，南中又要占去一半，在這半壁疆土中，有豐富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還有性情質樸而強悍善戰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漢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這些條件，是很難與魏國抗衡的。然而諸葛亮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條件呢？專門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為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驅使南中各族為他效命於北伐戰場，更不能分出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還是通過南中的上層分子來調動南中人民來為蜀漢政權效勞。這就是諸葛亮對孟獲所以要七禽七縱的原因，也是諸葛亮對少數民族一向主張“和”、“撫”的真正動機。
有人懷疑這“七禽七縱”的事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這事不見於陳壽《三國誌》，可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採用了它。我認為不管諸葛亮禽過孟獲幾次，但他平素對少數民族主張“和”、“撫”政策，這次又採取了馬謖以“攻心為上”的建議，而且，事實上，孟獲後來也做了蜀漢中樞政權的“禦史中丞”，從這一係列事實來看，這件七禽七縱的事還是與諸葛亮的一貫政策不相矛盾的，這種傳說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說一定沒有這種事，也是缺乏根據的。
三、聯吳與南征
夷陵之戰的結果，基本上確定了吳、蜀二國的邊界，從此以後，兩國再未動幹戈。蜀在三國中，領土和人民最為小弱。魏是諸葛亮聲討的對象，自然不能與之妥協，吳雖已與蜀恢復交往關係，但一直不同魏斷絕來往。就蜀中情況而論，劉備伐吳失敗，喪失了許多軍隊，丟掉了大批軍用物資，而且內部也不穩定。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當亮東行省視劉備之疾時，黃元即舉郡反叛，雖很快被討平，但劉備死後，南中諸郡又皆反叛。諸葛亮為了讓民休息，醫治戰敗創傷，暫時撇開南中問題，首先從整頓內政和改善對吳關係著手。
諸葛亮是始終主張聯吳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與強大的魏為敵，非先聯吳不可。把吳國聯絡好以後，它縱然不能協同攻魏，蜀亦可無東顧之憂，而得全力對魏；魏則不能不以相當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吳。因此，諸葛亮於輔政之初，即派鄧芝使吳，重申舊好。孫權這時還沒有與魏斷絕來往，遲遲不肯接見鄧芝。鄧芝給孫權上表說：“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孫權才接見了他，談話中仍以蜀弱魏強為慮。鄧芝向孫權解釋說：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孫權覺得鄧芝的話確有道理，於是便與魏斷絕關係，與蜀連和。從此蜀吳盟好，不但諸葛亮伐魏之師得以大舉，就是終蜀之世，兩國和好關係亦始終維持，說明諸葛亮的外交政策確實是正確的了。
蜀漢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雲南晉寧縣東）、永昌（郡城在今雲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貴州福泉縣）、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東南）四郡，自秦代以來，就是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之地。這裏的人民因為不能忍受當地官府的榨取，經常進行反抗。當地的豪強和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則趁機進行叛亂活動。劉備在時，益州大姓雍闓已經開始反蜀活動，殺益州太守正昂，繼位太守張裔也被縛送到吳。雍闓接受孫權永昌太守的封號，並派郡人孟獲煽動各族上層分子反蜀。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叟帥高定一齊響應。諸葛亮因為蜀漢被吳擊敗不久，元氣損失非常大；且劉備剛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緒，故未便用兵鎮壓，一方麵派人到吳與孫權重新建立起盟好關係；一方麵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等到後主劉禪建興三年（225年）三月，諸葛亮親自率兵南征，參軍馬謖送之數十裏，亮對謖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於是馬謖提出以下的建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馬謖這種“攻心”的策略，正與諸葛亮平素對付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合。遠在隆中對策時，他即主張“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即對少數民族隻採用溫和的懷柔政策，而不專憑武力的強壓。所以諸葛亮採納了馬謖的建議。這次南征，除殺掉高定、朱褒（雍闓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殺）等幾個首先反抗的首領以外，對其他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上層分子，可以降服的則盡量收用，以便通過他們來統治南中人民。“七禽孟獲”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隻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諸葛亮對孟獲所以這樣不憚煩地屢禽屢縱，並非僅僅為了讓孟獲一個人心服口服，而是體現了他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我們知道蜀漢的領土比起諸葛亮正要討伐的曹魏來，要小得多。而在這塊小小的領土中，南中又要占去一半，在這半壁疆土中，有豐富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還有性情質樸而強悍善戰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漢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這些條件，是很難與魏國抗衡的。然而諸葛亮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條件呢？專門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為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驅使南中各族為他效命於北伐戰場，更不能分出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還是通過南中的上層分子來調動南中人民來為蜀漢政權效勞。這就是諸葛亮對孟獲所以要七禽七縱的原因，也是諸葛亮對少數民族一向主張“和”、“撫”的真正動機。
有人懷疑這“七禽七縱”的事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這事不見於陳壽《三國誌》，可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採用了它。我認為不管諸葛亮禽過孟獲幾次，但他平素對少數民族主張“和”、“撫”政策，這次又採取了馬謖以“攻心為上”的建議，而且，事實上，孟獲後來也做了蜀漢中樞政權的“禦史中丞”，從這一係列事實來看，這件七禽七縱的事還是與諸葛亮的一貫政策不相矛盾的，這種傳說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說一定沒有這種事，也是缺乏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