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用人，還是以其本人及蜀漢政權為中心，而不容許部下有結黨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總是容易養成黨派勢力，因此，諸葛亮對土著地主雖注意擢用，但對他本人的繼承者始終隻從外來地主中培養。不僅籍隸荊楚的蔣琬、費禕因他的授意而相繼輔政，就是降將兗州人薑維，也因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為蜀漢政權的最後支撐者。這雖因他們有相當的才幹，同時也因他們是外來人，在益州沒有什麽親黨關係的緣故。不過，諸葛亮對益州土著地主的團結和重用，還是超過了以前的統治者。從兩漢以來，在政治上一直受著歧視的益州人，對於諸葛亮之向他們開放政權，是樂於擁護的。諸葛亮連年北伐，向益州徵兵要糧，未見有土著地主的反對，在軍事前線，還得到他們的積極參加，這是與諸葛亮籠絡土著地主、緩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開的。
劉璋時代，對益州地方豪強無法控製，隻得縱容。諸葛亮輔政，則厲行法治，他說：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諸葛亮對待豪強的政策，主要是賞罰分明，用罰以限製他們的為惡，用賞來給他們開闢政治上的出路。隻要他們肯忠實地為蜀漢政權服務，便可以獲得官爵祿位。因此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製豪強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強的成績。同時也使蜀漢在政治上呈現了某種程度的清明。陳壽稱亮之治蜀：
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說法，實際上都未免形容過甚。因為在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時代，要想把政治搞得這樣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隨意殺人，李嚴所在營私，諸葛亮都曾加以縱容。不過，諸葛亮對於官吏豪強的控製總是比較嚴格，為政也比較公平一些，這對人民來說，自然是有好處的。
另外，諸葛亮所施行的裁減官職、簡化機構的措施，對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來說，也有些好處。
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並用。他能夠以身作則。他的品質作風同他的能力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謹，如《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說：“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又《三國誌》卷45《楊戲傳》注引《襄陽記》載亮主簿楊顒稱亮“自校簿書，流汗終日”。諸葛亮處理政務這樣勤謹細緻，一則可以使部屬不易作弊和玩忽職守；二則可以了解下情，及時而較好地處理政務。第二，持身廉潔，如《亮傳》言：“亮自表後主曰……‘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風公正，《三國誌》卷43《張裔傳》：“裔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又《亮傳》注引《亮集》：“亮與兄瑾書曰：‘喬（瑾次子，出繼於亮）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穀中’”。第四，不受諂諛，如《三國誌》卷40《李嚴傳》注引《亮集》：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秦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第五，虛心納諫，如《三國誌》卷39《董和傳》載：
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損矣。違復而得中，猶棄弊岸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諸葛亮諸如以上的品質作風，無疑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其良好的作用和影響。
蜀漢的政治，在諸葛亮的統治下，不但較劉璋時代大有起色，就是與同時的魏、吳兩國相比較，也要好一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吳臣張溫使蜀回去以後，曾讚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孫權的忌恨。當時魏國有才智的大臣劉曄、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陳壽在《亮傳》反覆稱頌諸葛亮治蜀的政績，說得好似盡善盡妥，而陳壽對魏、吳兩國的統治者則未有若此稱述。諸葛亮死後，蜀漢的人民思念他，幾十年不曾稍減，陳壽、袁準都說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見諸葛亮之受人歌頌，在當時已經達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夠符合人們的某些願望和利益，豈能如此？至於諸葛亮在經濟方麵，也有很多重要成績，此將在論述蜀國經濟時再談。
劉璋時代，對益州地方豪強無法控製，隻得縱容。諸葛亮輔政，則厲行法治，他說：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諸葛亮對待豪強的政策，主要是賞罰分明，用罰以限製他們的為惡，用賞來給他們開闢政治上的出路。隻要他們肯忠實地為蜀漢政權服務，便可以獲得官爵祿位。因此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製豪強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強的成績。同時也使蜀漢在政治上呈現了某種程度的清明。陳壽稱亮之治蜀：
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說法，實際上都未免形容過甚。因為在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時代，要想把政治搞得這樣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隨意殺人，李嚴所在營私，諸葛亮都曾加以縱容。不過，諸葛亮對於官吏豪強的控製總是比較嚴格，為政也比較公平一些，這對人民來說，自然是有好處的。
另外，諸葛亮所施行的裁減官職、簡化機構的措施，對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來說，也有些好處。
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並用。他能夠以身作則。他的品質作風同他的能力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謹，如《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說：“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又《三國誌》卷45《楊戲傳》注引《襄陽記》載亮主簿楊顒稱亮“自校簿書，流汗終日”。諸葛亮處理政務這樣勤謹細緻，一則可以使部屬不易作弊和玩忽職守；二則可以了解下情，及時而較好地處理政務。第二，持身廉潔，如《亮傳》言：“亮自表後主曰……‘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風公正，《三國誌》卷43《張裔傳》：“裔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又《亮傳》注引《亮集》：“亮與兄瑾書曰：‘喬（瑾次子，出繼於亮）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穀中’”。第四，不受諂諛，如《三國誌》卷40《李嚴傳》注引《亮集》：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秦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第五，虛心納諫，如《三國誌》卷39《董和傳》載：
亮後為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損矣。違復而得中，猶棄弊岸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諸葛亮諸如以上的品質作風，無疑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其良好的作用和影響。
蜀漢的政治，在諸葛亮的統治下，不但較劉璋時代大有起色，就是與同時的魏、吳兩國相比較，也要好一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吳臣張溫使蜀回去以後，曾讚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孫權的忌恨。當時魏國有才智的大臣劉曄、賈詡也說諸葛亮善治國。陳壽在《亮傳》反覆稱頌諸葛亮治蜀的政績，說得好似盡善盡妥，而陳壽對魏、吳兩國的統治者則未有若此稱述。諸葛亮死後，蜀漢的人民思念他，幾十年不曾稍減，陳壽、袁準都說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見諸葛亮之受人歌頌，在當時已經達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夠符合人們的某些願望和利益，豈能如此？至於諸葛亮在經濟方麵，也有很多重要成績，此將在論述蜀國經濟時再談。